嵌入理论视角下军民科技人才共享模式、困境及治理

科技人才是国家战略性资源。我国军工科技人才和民用科技人才长期处于割裂状态，无法有效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基于嵌入理论，分析军民科技人才共享的嵌入制度基础、嵌入需求基础和人才趋同基础。根据嵌入性质与人才隶属关系改变与否，提出虚拟嵌入、实体嵌入和智力嵌入3种军民科技人才共享嵌入模式。分析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政策、嵌入结构和嵌入渠道等方面的困境，并提出相应治理策略。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法治标准及优化路径研究

中国公立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进入赋权科研人员的改革深水区。赋权改革关系到公共财产合理处置与国家知识产权安全建设，必须在法治框架内施行。只有以落实单位权属法定与依法赋权原则为形式标准、以落实合比例赋权原则为实质标准推进改革，才能以法治手段规避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当前中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面临试点方案违背上位法、赋权决策不合比例等法治难题。鉴于此，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梳理完善职务科技成果单位所有与依法赋权的顶层设计，从目的适当性、手段必要性与结果均衡性等实质法治标准出发修正现有赋权改革措施，重点完善公立科研单位赋权科研人员的国资管理宽容规范、权利共有规则体系以及公益保障机制。     

知识生产的时空转变与科技成果评价范式转型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科技成果评价往往凝聚着对知识生产规律及其社会功能的理性认识和价值判断。随着科学及其所处环境的改变，在科学系统内部，知识生产方式出现重大变革，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从学科知识生产主导转向社会知识生产主导的趋势，且在共时性上呈现多种知识生产模式并存的特征；在空间上则显示出从学术空间到社会空间的重大变化，知识的价值边界被极大拓展。知识生产在时空维度上转变形成的一系列外在推力要求改变当前科技成果评价范式：在价值取向上指向社会效益综合标准；在评价机制上趋向利益相关者卷入的立体评价；评价的重点指向创新—服务贡献度；在评价对象上，要求将以信息通信技术为载体的新科技成果表征形式纳入到评价中。     

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建设模式与策略选择

技术转移是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成为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问题的重要突破口。首先，从运行机理上将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建设模式划分为内部型技术转移办公室（TTO）、外部型技术转移公司（TTC）和混合型（TTH）。其次，基于高校学科类型、高校科研规模和转移机构级别3个维度探究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建设模式最优选择策略。最后，以湖北高校技术转移机构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科研实力弱、科技成果少、技术转移需求低的文科类和教学型高校适合采用TTC模式；科研实力强、科技成果多、技术转移需求高的理工类和研究型高校适合采用TTO模式；层次高、机构发展成熟的综合类高校适合采用TTH模式。研究结论有利于厘清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建设模式的适用条件，为今后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和运营提供参考。     

中国内地31省市高校专利转让差异与政策研究

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存有丰富的专利资源，专利运营对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专利转让是专利运营的一种重要方式，探讨高校专利转让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分析地方政府及高校促进专利转让的相关政策及制度，对促进我国高校专利转化、“盘活”高校现有专利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基于IncoPat平台检索中国内地31省市高校发明专利转让数据，发现不同地区间高校发明专利转让数量存在差异；运用聚类分析法将中国内地31省市划分为4个类别，并对前3类地区技术优势进行分析，探讨发明专利转让效果显著省市及高校出台的相关政策。结果发现，江苏在不同技术领域均具有明显优势且高校发明专利转让总量位居全国第一，清华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发明专利转让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第二；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虽然出台政策对高校专利转让进行宏观指导，但高校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更加具体、系统化的政策促进高校专利转让。     

框架效应与贷款决策:一项金融素养的实验研究

过度借贷是一个常见的非理性决策。近年来,网络借贷市场的激烈竞争降低了申请贷款门槛,导致金融素养较低的人群开始参与网络借贷,进一步加剧了过度借贷现象。本文采用实验室实验方法,给被试者提供本质上完全等价的贷款产品,同时外生地变化贷款成本形式(绝对数值形式的利息相比于百分数形式的利率、单期利率相比于多期复利),研究贷款成本的展示形式对贷款意愿是否存在影响。结果表明,相比于月利率,展示月利息使得被试者的贷款接受率显著上升21.3个百分点;相比于年化复利,展示月利率使得被试者的贷款接受率显著上升7.91个百分点。这两种框架效应可分别由金融素养的知识层面和思维层面所解释。本文对网络小额贷款场景下的过度借贷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贷款成本的框架效应,并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对此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本文研究结论提示,加强金融教育和制定相关法规双措并举,有助于人们做出更审慎的贷款决策。     

论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规范表达与完善措施

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借助共有制度，将单位与科研人员间的行政管理关系转变为民事法律关系，但从规范性视角而言，其存在三方面问题：①客体范围不清晰；②团队主体化与法律不兼容；③共有权行使缺少规范性建构。由于共有关系的运行依赖于客体合法性、主体有效性以及共有权行使规则的合理性，因此上述3个问题直接影响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实践效果。基于政策法律化和法律政策化原则，在共有制度三要件的逻辑框架下，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目标，建议从3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通过修正《科技进步法》或扩大解释《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扩大试点单位享有的知识产权范围；第二，明确单位与科研人员的二元主体结构；第三，构建符合政策目标的共有权行使规则。     

科技人才领地行为如何影响后续公民行为——心理所有权的中介效应

在我国市场经济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过去固有的集体主义文化逐步与个体主义文化相融合，当代中国人的物权意识有了极大提升，领地行为在我国组织管理中表现出强大解释力。科技人才作为创新创业先导，其领地行为对后续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显示出别样特点，然而，目前相关研究稍显不足。基于心理所有权理论视角，实证研究科技人才领地行为在组织中呈现的两面性问题及其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运用问卷调查获得全国高校、高新科技企业以及科研院所有效问卷290份，并开展结构方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科技人才领地行为对公民行为同时存在双向影响，其中，控制标记和反应防卫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具有直接负向影响，而身份识别标记具有直接正向影响；预先防卫行为正向影响组织公民行为，而心理所有权发挥关键中介作用。究其原因，领地行为对组织的多样性影响，主要源于其内涵维度的差异性和心理所有权的中介效应。     

赋权改革背景下职务科技成果共同所有权的行使逻辑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的改革举措，开辟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路径。赋权之后职务科技成果共有权如何行使，成为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总结我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共有在权源、主体、客体、程序等方面的特殊性，阐释职务科技成果共有权的规范行使要求，强调职务科技成果共同所有权行使目标的协调，进而揭示职务科技成果共同所有权行使的典型风险。研究发现：事前的风险防范需优化权属自治，引导科研人员和单位在赋权协议标准条款的基础上进行更加充分与细致的协商；事中的风险防范需加强动态管理，建立沟通交流渠道以促进协同防范；事后的风险防范需厘清各方主体的责任，落实风险共担以回应权责利的统一。     

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财政科技支出与城市创新

在创新引领发展背景下，各地区呈现出创新竞争发展格局。基于2013-2019年我国各省市设立的科技创新目标，结合城市面板数据和城市创新指数数据，实证检验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但创新产出目标约束和创新企业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无显著影响。就作用机制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通过扩大财政科技支出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投入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显著。同时，采用门槛模型考察创新投入强度目标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发现当创新投入强度目标超过门槛值2.8%时，会抑制城市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