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与宏观经济绩效——财政分权的宏观收益与成本分析

本文首先指出国外关于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作用机制在中国不适用,然后提出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特有的作用机制,并且用协整检验方法实证的研究了1980-2005年间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作用,得出财政分权改革以来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在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通货膨胀.     

经济类(非会计学)专业会计与财务知识模块教学改革研究——基于襄樊经济学院的实践

本文认为,经济类(非会计学)专业学生实施会计教育,要从会计与财务管理知识体系的再组织创新研究开始,进行网络环境下会计学课程教材及教学内容体系、教学方法与手段和实验环节等方面改革与实践。构建现代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主导—主体—主线”探究式教学模式,使经济类(非会计学)学科的学生在学时数有限情况下掌握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提高学生创造性地应用会计信息进行经济决策的能力。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空间面板分析

近年来面板数据广泛应用于各类统计分析,但变量的空间相关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引入空间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中国各省市区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关系。利用matlab软件及其spatial econometric模块建立和比较传统面板回归模型与空间面板回归模型,结果表明空间面板回归模型较传统面板回归模型优越,本文的研究为空间面板数据分析提供了一个应用实例。     

开放条件下中国货币与经济关联度变动原因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动态条件相关(DCC)方法估计中国各层次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研究发现,1994年前,关联度始终在低位波动,之后大幅提高,总体呈上升趋势。通过在模型中引入金融深化度和经济开放度,本文从不同的侧面解释了货币与经济关联度变动的原因。虽然金融深化度和经济开放度对关联度的影响程度随货币层次的提高而增强,但作用方向却不完全相同;金融深化度越高,经济开放度越低,关联度越强,这表明金融深化理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这对于改革开放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政府通过优先发展金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能够提高货币对经济增长的效能,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持续增长。     

多元化战略、经济绩效与资本结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解释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十分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学术界一般将其原因归结为股权融资成本偏低。笔者研究则表明,融资成本因素并不能全部解释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本文从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角度来剖析股权融资偏好。研究发现:企业多元化程度越低负债率越低,企业经济绩效越好;企业有动力降低负债率,采用股权融资。研究还发现,企业多元化战略已经构成融资决策的有效约束,股权融资偏好是上市公司的理性选择。     

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理论探析

本文在介绍了两种主流合并理论——母公司理论和经济实体理论不同的基础上,从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合并报表涉及的母公司与少数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论证了子公司的少数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合并报表信息需要的必然性。最后通过对母公司理论和经济实体理论的利弊比较,预测了合并会计报表理论未来的发展趋势,得出了经济实体理论将会取代母公司理论的结论。     

福建长崎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通过分析福建与长崎区域交流与合作历史、区域经济现状、积极作用。提出加强福建长崎经济合作可以通过加强高层交往，推进农业、服务业、海洋经济等合作，共促两地经济发展，造福两地人民。     

中国住宅投资引领经济增长吗?

本文运用1985—2009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对住宅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1985—2009年全时段还是以1998年大规模房改为分界线的分时段,无论是全国各省市还是分区域的各省市面板数据,经济增长引领住宅投资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是稳定的;不同于一些研究和政策措施所主张的住宅投资引领经济增长的观点,本文认为找不到证据来支持住宅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论点。由此可见,所谓"住宅引领增长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而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大力促进住宅投资以带动经济增长、把住宅建设当作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和支柱产业的政策值得反思。     

刍议经济类稿件中数学方法应用的泛化与模式固化倾向——兼评新古典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流弊

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研究领域,是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但它在经济研究中终究是手段、工具、方法,不能替代规范性研究的主体地位.一个时期以来,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之风颇为盛行,且为文结构模式大有固化、八股化之势.这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对此应正视之,警惕之.     

合作主义:中国福利制度框架的重构

合作主义 (corporatism)或称三方伙伴合作的程度在当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福利制度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它与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相生相伴 ,相互依存 ,成为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 ;它是现代文明国家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结构中一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上我们应该有一个理性的预期 ,使之充分体现着我们价值观的追求 ,利用“后发国家”的优势和我国独特的政治优势 ,以避免当代西方福利国家中出现的问题 ;我国在进行经济制度的转型过程中不能忽略福利制度的转型 ,我国新工会法的颁布客观上为树立现代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法律框架的第一个支柱打下了桩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