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故居旅游开发理念的构建——以曾国藩故居旅游开发为例

晚清名臣故居是我国文化遗产之一,应对其进行旅游开发。现多数处于浅度旅游开发阶段,存在问题较多。开发好这类名人故居旅游资源,要树立正确的旅游开发理念。重点是结合相应晚清名臣历史个性,打好文化遗产"牌",开发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做到隐性旅游资源显性表述。     

宋学对日本镰仓、室町文化的影响

日本镰仓、室町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引进以宋学和禅学为主的宋代文化,以宋学的道德观念为思想基础创建了日本武士文化的精髓.而禅学的融入又将日本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宋代儒学为日本新儒学的发展及早期教育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建章宫“一池三山”之仙山形态试探

建章宫“一池三山”的布局源于汉武帝的神仙信仰。受此影响，其中的仙山形象应是上广中狭的台状构筑物。此种台状仙山与汉代慕拟自然的假山形象并行发展，成为后世皇家园林“一池三山”的主要表达方式。通过对汉代图像资料中的仙山形象进行梳理，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对“一池三山”的仙山形态进行探究。进而分析了这一仙山形态在古典园林仙境景观中的发展演变，及其与汉代园林中用于迎仙的台的区别与联系，为进一步理解早期园林中的景观内容提供新的线索。     

明代地方官府赋役核算体系的早期发展

明洪武到弘治年间,州县官府的赋役管理从基本不依赖核算向需要且能够进行核算的状态转变。洪武、永乐时期,在官府体系内部,只有田赋被部分地纳入核算管理,其他赋役征发则完全或绝大部分无法计量,也没有计划性。宣德以降,地方官员吸收民间粮里阶层分担赋役负担的经验,在此基础上进行旨在“均平”的改革,以确保赋役的可持续征发。在探索均平之道的过程中,不同地方官员多采取量化赋役负担、预定征收计划、将派征对象标准化并进行摊派核算的方式。其中,田赋额等开始扮演摊派对象的角色。这开启了州县层面赋役征收核算体系的发展之路,也导致府、州、县与户、工等部及布政使司之间产生了赋役核算信息不对称,出现了二重会计结构。     

亚当·斯密《国富论》所涉中国经济论及其当代启示

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乾隆时代,而"康乾盛世"并没有与西方工业化的发展同步,从而丧失了一次重大的世界性的历史发展机遇。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有关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中的重要原因。同时,研读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观念变革重要性""放眼看世界重要性""制度变革重要性""开拓世界市场重要性"以及"追求真实价值重要性"等对当代中国深化经济改革和开放的诸多有益启示。     

清代中期的团练与乡村社会——以巴县为例

清代团练的运行实态,前人有研究虽多有涉及,但大都语焉不详。本文以《巴县档案》相关材料为基础,详细地考察了清中期白莲教起义以后,巴县乡村社会办理团练的运行实态,分析影响团练设置的因素、团费征集的渠道、团正的身份,考察团正在乡村社会所承担的职责。在此基础之上,对现有的相关观点进行了质疑。     

西周农官制度探析

西周农官名称繁多,但由于农官称谓不固定、官称区分不清晰、农官职能不稳固、农官权限不明确,在他们的统属关系和权限划分上略显混杂。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及生产过程的对抗性相适应,西周农官对农业生产主要采取直接指挥监督的管理方式。当时大夫以上级别的农官由特定家族世代承袭,保证其认真履职的手段主要是加强监督。下层农官则由选举产生,并通过考绩决定其升降奖惩。     

从“清朝双绝”看今日东北林区主战场

在满洲时期 ,大东沟植物区系的森林资源丰富 ,材质优良 ,当时称为东洋第一木材市场 ,对国计民生作出了重大贡献 ,被誉为“清朝双绝”之一。但是不久就被俄、日军国主义者大肆掠夺 ,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新中国成立后 ,十分重视林业建设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政策的失误 ,特别是“重取轻予”、“重采轻造” ,未能建立符合林业科学的森林作业法 ,导致出现了“两危”的局面。为了挽救天然林 ,恢复阔叶红松林的地带性顶极群落的面目 ,建议施行“抚育式择伐作业法”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清朝双绝”之一的东北林区本来面貌是可以实现的。     

汉长安城遗址区发展方略

在西安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人为的行政区划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制度安排使汉长安城遗址区在西安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非均衡结构十分显著.从补偿机制、财税政策、就业政策、文化产业链、组织管理机构等方面提出了遗址区的治理对策.     

从《明公书判清明集》看宋代土地交易制度

众所周知,两宋从开国之初就确立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促进了土地的迅速流转,到南宋时期作为不动产的土地已经成为最大宗的交易商品。《明公书判清明集》作为南宋中后期的一本判词集,为人们提供了大量有关涉及土地交易纠纷的判例和信息,从而使人们能够从司法实践上进一步了解宋代土地买卖、典当、租赁的现实情况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