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赣特困山区乡村振兴路径探析

［目的］湘鄂赣山区是重要的革命老区，也是连片特困地区。根据党和政府精准脱贫要求，把握现状，明确目标，实现湘鄂赣特困山区精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相结合。［方法］运用实证分析法，分析湘鄂赣山区的致贫与发展因素，创新因山致富路径，实现山区乡村振兴目标。［结果］截止“十三五”，初步构建特色支柱产业体系； 全面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 推进农村主要道路硬化，不断提高山区农村防灾抗灾能力，农村的居住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实现山区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更加均等；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结论］扬其优势，补其短板。坚定绿色发展，把后发优势做成强劲发展优势； 坚持创新发展，把短腿产业做成产业链条； 坚持特色发展，把山区特色产品做成致富产业； 坚持长远发展，把薄弱基础变成坚实基础，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云南省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为及时了解云南省农业科技创新的最新动态,充分合理地开发云南省农业科技资源,文章对2002—2016年云南省的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进行研究。[方法]首先分析各个单项指标15年内的变化趋势,分析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和作用。再运用DEA模型分析法,将2002—2016年的每个年份作为一个决策单元进行处理,对云南省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分析。[结果] 2002—2016年云南省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综合效率为0. 984,并且呈现出不稳定的波动,在2004和2009—2012年出现了配置效率降低的情况。总体来看,资源配置的综合效率大体上是接近于1的水平。处于DEA有效的年份为2002—2003年,2005—2008及2013—2016,属于规模报酬不变的阶段; 2004年属于弱DEA有效阶段,规模报酬则处于上升阶段;处于非DEA有效的有2004年、2009—2012年。[结论]云南省农业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整体水平处于较高的状态,综合效率值总体上接近于1。有个别年份出现了较小范围的波动,可能与总播种面积的变化有关。综合来看,云南省农业科技创新资源在技术投入、人力资源和农业资金投入逐年的增加,使资源配置效率能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并在出现下降后迅速恢复。     

河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分析河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中原地区传统村落的建设发展提供指导。[方法]文章通过谷歌地理信息系统及Arc GIS10. 2软件对河南省124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类型、分布格局、分布均衡型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采用最邻近距离法、核密度估计法及地理集中程度等方法揭示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的影响因素。[结果]最邻近距离法分析R=0. 628,小于1,分布类型为凝聚型。核密度分析中,整体空间分布呈现3个核心区域,平顶山东北区域,豫西北沿省边界呈带状分布及豫南信阳南部,空间分布受地理、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影响。[结论]河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属凝聚型不均衡分布。从地级市层面上分析,主要集中在平顶山东部、信阳南部和三门峡地区;从分区层面上,以豫中较多,豫北、豫西和豫南其次,豫东基本空白。形成原因与地理高程、社会经济和历史事件有关。交通不便、经济相对发达或相对落后、历史事件少发的区域,传统村落保存较为完整。     

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目的]为清晰识别影响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主要因素,以期为加强耕地生态保护、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提升农户耕种收益、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提供参考。[方法]基于江西省11市47县(区)1488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户生态耕种特征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和Probit模型对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农户生态耕种10种具体行为的采纳情况差异明显,其中施用有机肥采纳程度最高,生态农业模式采纳程度最低。农户采纳生态耕种整体水平不高,但仍具备进一步推广的潜力。家庭劳动力比重、生态耕种成本认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法律法规认知、生态耕种收益认知、生计分化和生态环境认知等解释变量是影响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主要内部因素,政府补贴、农田基础设施、生产交流程度、耕地质量变化和生态耕种信息获取难度等则是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结论]政府及基层管理部门应在推动农户非农就业生计、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生态耕种宣传与推广、完善政策扶持与管控机制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青海省高新技术企业现状及发展举措解析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有力工具，成为地方部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截止2019年，青海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4家。2020年将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实现“十三五”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倍增目标的关键之年，多措并举持续推进工作开展，使科技企业真正发展成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农田污染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以四川为例

作为农业生产的根本,农田质量对于粮食生产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农田污染的相关防治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产品安全以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农田污染主要特征为农田污染物成分复杂,农田污染程度不断扩大。同时由于农田污染导致土壤肥力下降进而导致相关农作物的产量以及品质不断下降。文章以四川省为例,探究农田污染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目前四川省农田污染主要来源于农药化肥的不合理使用,水体以及土壤受工业废水污染严重,畜牧业废弃物污染等。农田污染导致可耕种土地面积不断减少,粮食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基于此,该文针对四川省农田污染现状提出农田污染综合立体防控策略,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合理规划农业生产,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提高生物防治在病虫害防治当中的比例等措施减少农田污染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农田保护以及粮食生产提供一定的理论以及政策依据。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价格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余江县179份交易案例

[目的]确定农村集体商服用地、工业用地价格的影响因素,为科学评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地价、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提供参考。[方法]利用全国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之一的江西省余江县179个交易案例,运用特征价格模型分析农村集体商服用地、工业用地价格的影响因素及各类因素的贡献率。[结果](1)农村集体商服用地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次为乡镇财政收入、人均纯收入、到客运站距离、到国道的距离、教育设施;农村集体工业用地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次为人均纯收入、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到客运站的距离、到国道的距离。(2)社会经济因素、区位交通因素和公共设施因素对集体商服用地价格的贡献度分别为69. 0%、20. 4%和10. 6%;社会经济因素和区位交通因素对集体工业用地价格的贡献度分别为52. 8%和47. 2%。[结论]总体上与国有城镇建设用地价格存在共性规律,但存在部分因素与国有建设用地价格规律存在差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估价不宜完全套用城镇建设用地的思路。     

吉林省农产品进出口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基于出口扩展型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

吉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产品进出口在整个对外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历来也是学术研究的重点。文章首先分析吉林省农产品贸易的发展状况与特点,研究了吉林省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经济的贡献率与拉动率;然后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出口扩展型生产函数模型,对吉林省农产品进出口与农业经济增长,农业劳动投入、资本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吉林省农产品进出口、农业固定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农业就业人数的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其中吉林省农产品出口额每增加1%,会促进农业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198%,进口每增加1%,促进农业经济增长0.205%,农产品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农业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227%。因此,吉林省要努力发展外向型农业,提高优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同时增加农业资本投入,优化投资结构。     

林权流转价格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林农拥有的活立木为研究对象,利用2007—2017年浙江省1546宗活立木流转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实证分析了是否在林权交易中心交易对活立木流转价格存在影响。结果表明:关键解释变量是否在林权交易中心进行交易对活立木流转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流转面积、单位面积蓄积、区域虚拟变量、坡度等对流转价格都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流转期限对流转价格的影响不大。因此,需要加强对林权交易中心的宣传,降低相关的交易成本,从而吸引更多的小规模林农参与交易。     

基于CE模型的河南省耕地生态补偿额度研究

[目的]基于生态补偿利益主体的需求和支付意愿,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状态,测算具有弹性的生态补偿标准,确保生态补偿机制顺利运行。[方法]以河南省457份实地调查问卷为基础,采用选择实验法,建立由4个属性水平、7个选择集组成的生态价值属性集,测算受访对象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结果]城乡居民对于耕地资源景观与生态环境关注度最高,其次是耕地质量和耕地面积;农民和市民对于耕地生态价值属性满足的支付意愿存在显著差异性,农民支付意愿为2 060.55元/hm~2,市民支付意愿为3 396.15元/hm~2,两者相差近1 335.60元/hm~2,收入水平、环保意识是影响受访对象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最直接因素,但两者均认为耕地面积不变、耕地质量改善和耕地景观生态环境改善为最优选择。[结论]补偿额度应充分考虑相关利益主体的支付能力和意愿,将农民的支付意愿作为生态补偿下限,市民的支付意愿作为生态补偿上限,可建立具有一定弹性的生态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