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集群的“中心—外围结构”:技术互补与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地理格局从产业集群转向创新集群，传统以地理距离为边界的区域发展格局被逐渐打破，中心与外围城市之间技术互补关系逐渐成为主导。本文运用技术复杂度和城市间技术互补指数对创新集群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进行重新识别，并对互补性技术体系下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经济发展差异呈现不断缩小的特征；中心与外围城市间技术互补促进了创新集群经济增长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创新集群中心—外围技术结构呈现从技术竞争向技术互补的转变，中心与外围城市技术竞争对创新集群经济增长收敛具有抑制作用；外围城市协同式创新水平和倾向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创新集群中心—外围技术互补程度。这些经验证据的政策含义是转变区域发展思路，实现从以地理半径为导向到以技术半径为导向的逐渐转变，增强城市间、都市圈与城市群内外部城市的技术互补，赋能创新集群中心城市，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实现城市间技术分工与合作，推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     

学校教育投资、家庭内知识外部性与农户收入回报：来自苏北农村的证据

本文运用苏北农村农户层面的微观数据,并结合农业生产和农户家庭特征,来估计农民的教育回报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联合劳动的特征导致农户收入贡献的不可分性以及家庭内教育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性,使得个人教育投资回报小于家庭回报。然而,由于家庭内部更多成员的教育投资的外部性具有递减的特征以及婚姻市场存在的匹配现象,可能会出现由知识拥挤带来的教育投资过度问题。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户家庭内成员的教育投资的确存在外部性;教育投资回报会随着受教育人数的增加而减少;农村婚姻中存在教育匹配效应;户主配偶的教育投资存在动态不足。     

企业“扎堆”、技术升级与经济绩效——开发区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

开发区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产业空间组织的一种"转型制度"形式,正在经历一个企业"扎堆"向产业集群的转变。本文依据江苏省沿江开发区企业的微观调研数据,检验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产业空间集聚因素与技术升级对"落地"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从而揭示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企业集聚的性质以及演变为产业集群的趋势。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进驻开发区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政策租",由此导致开发区企业"扎堆"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集聚效应:靠近要素或者靠近市场的好处。企业一旦"落地"开发区,尽管它并不必然与关联企业在空间上集中,但其技术和市场行为必将与当地政府和产业关联要素发生作用,从而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和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因此,在产业转移和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导致"政策租"耗散的情况下,基于开发区的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开发区的非政策性的集聚效应。     

城市化群落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来自长三角16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在长三角城市化群落中,城市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市群对经济增长也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新引擎作用,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一论断。城市化群落驱动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两种机制来实现的:一是当要素在区域间能自由流动时,一些优质要素主动向大城市集聚,而普通要素则选择向小城市集中,结果提高了长三角城市群要素积聚的外部经济性,提高了城市群研发创新的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二是在要素能自由流动时,城市群内政府通过"蒂伯特选择"机制来实现,即政府为了吸引城市群外的企业和产业,加大了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更新改造的比例,加大了对城市群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比例,降低了企业交通运输成本,强化了需求关联的循环积累效应和投入产出联系,促进了城市群的经济增长。     

技术吸收、企业家注意力配置与服务业生产率地区差异——以“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发展为例

服务业发展并不必然导致成本病,企业家注意力配置效率与技术吸收能力是影响服务业产出效率的两个重要因素。通过计算"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发现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没有伴随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文章以企业家注意力配置效率与技术吸收能力为自变量构建了一个服务业产出效率的理论模型,并以"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发展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一个地区企业家注意力配置效率与技术吸收能力越高,则该地区的服务业产出效率就越高;清除影响企业家注意力配置效率的制度壁垒,提高企业家技术吸收能力,仍然是"长三角"地区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产出效率的重要战略选择。     

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演进及其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启示

国家实现产业赶超是“二战”后世界发展动态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几乎所有国家都制定了自己的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然而,日本、德国等战败国,韩国、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成功地实现了产业赶超发展。而中国大陆、东欧和俄罗斯等大部分转型经济体和印度则通过FDI还未成功地实现产业赶超。如何解释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赶超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国际经济理论界发展了成熟的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本文试图对这些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的演进进行总结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若干结论性的启示和反思,以期对处于转型发展中的中国如何调整好产业赶超发展战略有所裨益。     

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面临着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双重任务.本文首先指出中国承接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本质上是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其次,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运用商务成本理论分析了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在国内不同区域之间转移的条件.最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产业外移到其它国家,中国应该立足于在位优势和大国优势构建国内价值链,以充分发挥学习曲线的效应.     

产学研合作中的异质性、不对称与模式选择

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面对国内外要素成本的上升和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技术控制,中国的企业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在这种环境下,利用产学研合作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实现技术追赶,是可行的途径之一。但产学研合作中企业所处产业、学科知识、企业和大学组织以及发展阶段的异质性,以及企业和大学之间在信息获取、收益分配和合作目的上的不对称性,使得我国有效率的产学研合作很难实现。西方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采取了不同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包括制度方面的创新、建立技术转移机构(TTOs)、促进大学衍生企业的发展(USOs)和创立大学科技园(STPs),这些模式对实施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为我国产学研合作模式的选择提供借鉴与参考。     

分税制改革、城市偏向与中国农业增长

分税制改革因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而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从而深刻地改变着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当农业税费全归地方财政收入,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而经济增长又成为地方官员政治晋升的主要指标时,面临财政压力的理性地方政府会强化其城市偏向程度,从而损害农业增长。本文运用1978至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分税制下的地方财政压力对农业增长特别是粮食增长产生消极影响;非本级财政收入因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而有助于农业增长;地方政府对预算外资金的依赖则不利于农业增长。历史和经验证据支持了分税制改革强化地方政府城市偏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