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上涨与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房价指数纳入新家庭经济学标准生育率方程中,运用Johansen检验与ECM模型对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与男性实际工资年度序列展开协整分析,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育率在长期中服从单位根过程,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生育行为产生累积效应;（2）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0.45％,该结论在一系列敏感性分析中保持稳健。我们的研究从实证上为新家庭经济学提供了来自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证据,这些证据与结论对中国在经济增长、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政策的长期调整和住房价格的调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择中国农村居民1992—2006年间的分省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FE-IV)对我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及其地区差异、时序变化展开了详细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存在很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并且西部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于中部与东部农村居民;然而滚动回归表明,就全国而言,样本分析区间内我国农村居民的相对谨慎性系数起先还比较平稳,然后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到最后阶段稍有下降;而分地区的滚动回归结果则表明,各个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最后在从多个角度对实证结果进行解释的基础上为缓解我国农村居民储蓄快速增长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应用协整关系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1983-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之间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但是实际GDP与实际FDI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应继续深化外商直接投资的配套改革,既要致力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也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加大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部门选择与性别差异

基于最近针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应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对中国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过程中的部门选择行为展开经验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对农村迁移劳动力部门选择过程中的性别差异进行分解,以研究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部门之间的性别歧视。主要研究结论为:工作搜寻渠道和个人人力资本状况(特别是教育水平)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部门选择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家庭和迁出地等特征变量对其部门选择的影响较小;同时,虽然农村迁移劳动力在部门选择过程中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其性别差异主要来自于个体特征变量之间的差异,纯粹性别歧视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迁移微观行为机制的理解,同时认为加强农村迁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是推动中国二元经济快速转型、和谐发展的关键所在。     

金融控股集团比较优势、特殊风险和监管体制安排

本文借鉴国外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经验结合国内有限的案例,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特殊风险和监管制度安排进行了探讨。本文首先分析了金融控股公司的比较优势,结果表明发展金融控股公司是我国金融业的现实选择。然后对金融控股公司所独有的风险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其特殊风险将会给金融监管带来很大的挑战。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制度安排。     

我国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应用协整关系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了1983—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之间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但是实际GDP与实际FD1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本文主张继续深化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相配套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