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潜在增长率再观察

<正>对中国而言,未来城市化的速度将可能放缓,而且人口结构也将逐步跨越老龄化的时间窗口,这会对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产生负面冲击,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预防;同时,中国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而非人口密度的上升,城市的规模较小,分散型的城市化抑制了创新、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带来的     

美元与欧元领导权之争

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宰地位无可动摇.今天,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处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所谓"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是否正在面临严重的挑战?     

城镇化突进与突变

人口、土地和资金三大矛盾凸显，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面临初始条件转变、动力结构失调的新常态。未富者求富，已富者求变，城市的分化和突变格局已定。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政策调整：宏观波动与微观行为如何联动

全球不平衡导致的金融危机在造成宏观经济大幅波动的同时，也对微观层次的企业和家庭带来了巨大冲击。因此，政策调整应致力于协调宏观波动与微观行为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宏观与微观的不一致性。为此，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应把握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财政政策应克服“二次探底”的潜在挑战，而人民币国际化则将增强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并从根本上克服被迫的外汇储备累积和“货币错配”。     

美元与欧元领导权之争

长期来看，深陷于金融危机的旋涡，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主导性地位必然会不可避免地走弱，但美元的走弱并不自动意味着欧元的走强     

自住需求将成左右房价的关键力量

中国房地产市场还能否保持高增速增长？国内券商华创证券近日发布研报称,随蓿收入增长速度的中枢下移、货币增长的回归中性以及收入失衡格局的纠正,行业总最扩张的速度下降是基本趋势,自住性需求也将逐步取代投资性需求成为决定房价变动的关键力量。     

中国经济减速的性质与政策选项

中国经济已在事实上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减速期,但是对于经济减速的性质却存在显著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相对悲观但占据主流的观点认为当前的减速是长期性的,且中国或有可能已经进入7%～8%的中枢减速区间,即使逆周期应对政策使GDP增速暂时经历反弹,也会很快落入这个区间;另一种相对乐观的观点认为当前的减速是短期性的,中国经济仍有可能在2012年2季度触底之后实现持久的上升期。本文分析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减速具有双重性质,但就当前情况而言,周期性因素应该占据更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应对经济减速的政策选项也应该是"周期应对与促进转型并重",即一方面着眼于中长期,实施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着眼于短期,实施逆周期调节政策。最后,本文梳理了中国经济周期触底的一系列积极信号。     

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的前景与挑战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都与方兴未艾的城市化浪潮息息相关。展望未来10～20年,中国将有近10亿人口居住在城市。一方面,这种巨大的城市化空间都将孕育新的机会,并将成为未来中国长期增长与经济转型的宏大主题;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未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不可避免地遇到市场、资源和公共服务三方面的重要约束。因此,解决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城市化问题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杨现领:存量房时代的互联网生意

几年之后再回头,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变迁进行历史回溯,可以说,2014年注定是一个变革元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2014年房产互联的变革元年之所以把2014年看作变革元年,是基于三个标志性事件:其一,中国由新房市场主导的阶段迈入二手房市场趋势性上升的存量房时代,这是一个基础性变化。     

货币锚的选择与退出:对最优货币规则的再考察

百年来,无论是传统的固定与浮动之争,还是现代的中间与两极之争都无法解决什么才是最好的汇率制度这一难题。基于此,本文从什么才是最优的货币规则这一新的视角对基本的货币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到一系列结论:(1)货币不可无锚,而锚的选择取决于网络外部性;(2)不同的下锚规则本质上决定了货币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的界定,原则上,一个国家、货币区甚至全球货币体系可选择黄金、单一或一篮子货币、一篮子商品、货币供给量作为固定的货币锚;(3)相对较高的外汇储备和适度的资本管制为一国货币锚有序退出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