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生命周期、融资方式与融资约束——基于投资者情绪调节效应的研究

本文放松企业资金需求同质性假设,基于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组织特征、融资需求、融资能力差异,以不同生命周期企业融资约束差异作为切入点,融入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对企业外部融资环境的影响,动态考察投资者情绪变化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融资选择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生命周期企业融资约束状态不同,利用高涨投资者情绪缓解融资约束的程度及途径均存有差异:成长期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最大,利用投资者情绪择时融资以缓解融资约束的程度也最强,衰退期企业次之,成熟期企业最小;高涨的投资者情绪改变了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和相对成本,各生命周期企业均会利用投资者情绪变化选取最适宜自身的融资方式:处于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企业均会利用投资者的高涨情绪进行信贷融资以缓解融资约束,而相对衰退期企业,成长期企业更偏好利用股权融资缓解融资约束,成熟期企业更偏好利用债券融资缓解融资约束。因此,投资者情绪不仅对生命周期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具有调节效应,而且对企业生命周期影响融资方式的选择也具有调节效应。     

环境不确定性、战略性新兴企业商业模式与创新投资绩效

商业模式与技术创新哪个对企业发展起主导作用,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从动态视角探讨战略性新兴企业创新决策过程（即创新投资）与商业模式的关系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从客户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3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对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商业模式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开展商业模式、创新投资及绩效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创新投资与商业模式转变具有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并共同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环境不确定性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资强度增加和企业商业模式转变,并对商业模式转变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金融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融资约束与预算软约束视角的分析

沿着“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企业投资”的思路探讨了中国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研究结果显示：（１）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但预算软约束弱化了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实际作用。（２）金融发展通过金融中介———国有银行体系这一途径缓解了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而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并不显著。（３）预算软约束弱化了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和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并带来过度投资和效率损失;由于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不显著,也难以在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因此,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必须同时从金融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与硬化预算约束两方面着手。     

集团化运作的融资约束与投资效率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本文以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集团化运作的后果——融资约束与投资效率进行静态比较和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集团化进程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较低的融资约束导致集团企业存在明显投资过度现象,且随着集团化进程的推进,企业过度投资现象加剧、效率损失较为严重;而独立企业由于受到较高的融资约束,投资不足现象较为突出。融资约束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企业过度投资,从而提高投资效率,这种约束作用对集团企业更为明显,但由于集团企业具有较低融资约束,因此集团企业具有较低的投资效率。     

我国矿业上市公司融资效率评价

文章在建立融资效率综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利用熵值法对矿业上市公司融资效率开展评价分析,得出我国矿业上市公司融资效率普遍较低的结论。文章通过分析认为:由于我国矿业上市公司国有产权性质、相对较小的企业规模,以及矿业行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可能造成其融资效率的偏低。     

定向增发折价发行下大股东财富转移研究

文章以2006年至2009年进行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定向增发折价发行与大股东利益输送的问题。研究中发现,大股东认购比例和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折价水平成正比,上市公司折价越大,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越大。     

时空压缩下的企业双元创新投资——来自高铁通车的证据

文章从新地理经济学视角,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分析了高铁通车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以2010-2017年沪、深两市A股高新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PSM-DID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铁通车显著促进了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而对企业开发式创新投资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高铁通车对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仅体现在位于中西部和低人力资本水平地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从而进一步验证了高铁通车加速了创新的人、财、信息、技术等资源的跨地区流动和转移,通过降低信息沟通成本、促进信任和企业社会网络的形成、降低企业高风险特质的探索式创新的融资约束与风险、进而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内在机理。     

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规模决策研究——基于治理机制与时机选择的视角

本文以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收益最大化为决策目标,理论和实证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公开增发和配股融资规模决策的治理机制与时机选择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由于股权融资的市场约束和监管机制不完善,上市公司在进行股权融资规模决策时,具有大规模融资扩张的内在冲动,同时上市公司会充分利用股权价格的市场定价进行融资量和融资额的决策,以实现控制性股东收益最大化;但与公开增发融资方式相比,配股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效应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