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论创新与新世纪思想解放——从思想解放的进程谈价值理论创新的必要

20世纪的后20年，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宏伟业绩，同时也伴随着空前的思想解放，经历了“两个标准的恢复、市场取向目标的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属性的界定以及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提出”的循序渐进的思想解放历程。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界历次学术争鸣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如何看待非劳动要素参予分配以及如何看待私有制和剥削?”，问题。笔者经过10余年的潜心研究新创立的广义价值论，可以破解当前的理论难题。     

政府主导型与农民自主型城市化模式比较

城市化是兼具生产功能与分配功能的统一体。当前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过度重视城市的生产功能与财富扩张,而排斥了农民的主动参与和对城市化成果的分享;农民自主的城市化则是农民主动参与城市化并分享其成果的一种尝试。对于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应强化其利益分享机制,而对于农民自主的城市化则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歧视。两种城市化模式的公平竞争,有助于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后危机时代的大国综合优势——评欧阳峣教授主编《大国经济研究》(第1辑)

2007年源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一些国家至今未能走出经济低谷。然而,在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中国却独树一帜,不仅在危机期间承担了重要的稳定作用,而且率先走出了危机的阴影。就像改革开放30年创造的伟大奇迹一样,中国这次应对危机的处变不惊,再次让西方政界和学界感到惊讶。这一方面归功于中国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成熟把握以及一整套及时恰当的经济组合政策,另一方面也依仗了一种“大国综合优势”,只不过学术界还没有对后者形成系统的理解。     

切勿重蹈小城镇遍地开花的覆辙

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应以发展大城市为主,加快城市化进程。建议将城镇化战略改为城市化战略,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改为以发展大城市为主。另外,对"小城镇"发展要做出明确界定和科学规划。     

私有制在我国三十年的发展及若干争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和意识形态领域争论最激烈的话题莫过于私有制。反对或坚持私有制常常成为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乃至左派和右派的分水岭。通过私有制在我国三十年的发展回顾及对若干争论的分析表明,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只有跨越私有制的藩篱,才能进入思想解放的更高境界。     

土地管理困境：委托—代理的视角

本文运用控制权理论,构建了一个“委托方—监督方—代理方”三层次的理论框架,对我国土地管理困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尽管中央政府通过控制权分配,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规范地方政府的用地行为,以期达到保护耕地的目标,但在实践中,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变通、合谋等隐蔽形式敷衍、软化土地管理的各项规定,使保护耕地的“刚性”约束变为“软约束”,最终陷入土地管理困境。本文引申出的重要启示,中央政府建立的激励约束机制在现实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完全改变地方政府的以地谋利行为,应该赋予农村集体更多土地财产权利,从根本上降低地方政府以地谋利、以地生财的空间,进而化解土地管理困境。     

社会主义地租问题探索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是他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平均利润理论以及竞争和垄断学说的运用和完成,是《资本论》的体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终结,因而是《资本论》中最复杂、最难理解的地方之一。不仅如此,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主要包括在《资本论》第三卷和第四卷第二册中)未经马克思本人的最后整理,很大程度上带有手稿性质,所以,一百多年来,马     

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创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成果

中国的改革一向被称作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制度改革。因为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词汇中,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制度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本质特征,而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所采取的具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