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与激励：土地供应中的中央-地方关系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中国土地供应中的中央-地方分权边界以及激励契约,探索提高有效土地供应的措施以增进土地宏观调控成效。研究方法：应用政策分析、案例分析方法,基于分权理论与激励理论,分析土地供应中的中央-地方关系。研究结果：（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土地供应中的权力边界不是固定的,不同权力呈现出不同的分权变化路径;（2）土地供应中的中央-地方关系具有“多任务委托代理”的特征,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执行激励强且易考量的供地任务。研究结论：根据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源禀赋条件等设立合理的土地供应分权边界是实现有效土地供应的基础;而促使地方政府将中央供地计划落到实处的一个关键是建立和完善约束地方政府供地行为的土地供应“激励契约”机制。     

基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土地督察制度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耕地非农化中中央政府、土地督察部门、地方政府和公民间博弈关系,探讨实施土地督察制度的合理性。研究方法: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理论。研究结果:中央政府应当采取适宜强度的土地督察制度,给予土地督察部门足够的激励和合理而明确的耕地保护目标,使公民成为耕地保护博弈中的重要一方。研究结论:中央政府采取土地督察制度,地方政府违规是两者间博弈的纳什均衡。     

地方政府耕地保护激励契约设计研究

研究目的: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探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耕地保护最优激励契约设计问题,为破解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两难困境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对地方政府的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任务进行了分析,并对激励契约进行了设计。研究结果:现行激励机制存在诸多缺陷,迫切要求改进。多任务激励成本相互独立下地方政府激励是绝对风险规避度、边际激励成本变化率和可观测变量方差的递减函数;多任务激励成本相互替代时,增强耕地保护激励必须弱化经济发展的激励,而完全替代时不同委托任务的边际收益必须相等。研究结论: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要积极推进耕地保护绩效与政绩挂钩制,建立耕地保护动态督查制度,促进政绩考核体系绿色化;完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探析耕地保护中的政府行为

采用文献资料法和理论分析法对中国耕地保护中政府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效率并不高，中央政府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的实际作用远不如其理论设想。因此，必须完善耕地保护的政策体系，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改革现行征地制度、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和科学制定土地利用计划促使地方政府自觉保护耕地，注重提高耕地的综合生产能力。     

从"三农"问题视角解读我国的耕地保护问题

耕地是稀缺资源,紧张的人与耕地的比例关系是我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前提;当前我国最主要的耕地问题是耕地快速非农化,其根本原因来自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压力,政策和决策的失误、地方利益的驱动和管理力度不够,从加强耕地国情教育、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构建与耕地保护相配套的政策激励和经济约束机制、规范耕地管制行为等角度探讨了耕地保护的对策和措施。     

政府内部土地收益分配的博弈分析

随着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不断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作为土地收益的所有者,在其内部产生了土地收益分配的矛盾。虽然中央政府一再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其与地方政府间的收益分配关系,但实践中由于巨大经济利益驱动,中央政府一直收不到应得的土地收益。就这一问题,文中应用经济学理论的博弈分析方法,分析得出中央政府在加强财政监督体制、产权约束机制、土地基金专项管理机制等的同时,采用降低土地收益分配比例政策,而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约束机制的制约下,采用扩大土地收益分配比例政策,是解决政府内部土地收益分配矛盾的合理政策策略途径。     

地方政府土地政策试点实施的动力与机制 ——基于B市集体土地建租赁住房试点的案例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中央主导的“设计试验”中地方政府土地政策试点实施的关键动力与治理机制,为完善土地政策试点运作机制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案例分析和过程追踪法。研究结果：（1）在中央加强顶层设计的试点模式下,地方自主探索的创新空间边界受到试点启动和实施等阶段央地多重互动的影响;（2）地方党政“一把手”的个人专长和信息优势有助于其清晰认识创新边界与作用,使其高度重视自身熟悉且利于实现政绩生产的试点领域,为地方推进试点提供关键动力;（3）在党政领导高位推动下,资源拓展、组织协调、政策调适与过程控制等机制构成地方政府解决试点实施困境、实现政策创新的关键机制。研究结论：为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土地政策试点需处理好央—地、政府—民众两对关系,健全对地方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地方领导对试点的正向激励感知,并从资源、组织、政策和权力运作等维度完善高位推动下四位一体的治理机制。     

进一步优化耕地保护机制的思考

当前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建设和建设用地紧缺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耕地保护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本文对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关于耕地保护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对耕地保护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耕地保护的效果如何,其政策设计具有直接的导向作用,而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必须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加以有效约束,对农民的行为给予有效激励,确保二者共同致力于耕地保护。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要从优化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完善耕地保护基金制度、健全技术与制度支持体系、鼓励农民加强耕地质量保护等五方面进行耕地保护。     

粮食安全视角下地方政府征地行为博弈分析

粮食安全战略最终只是国家层次的目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发展战略目标的不一致导致粮食安全行动策略的差异,地方政府受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往往在征地行为中未顾及到粮食安全计划,本文从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的角度构建地方政府间利益博弈模型,分析地方政府征地策略选择概率的限制因素,提出地方政府策略选择区间受机会成本条件约束和替代弹性约束的限制。对地方政府征地行为的分析,有助于促进土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加强对地方政府征地行为的监管与约束,协调现阶段经济发展与农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矛盾。     

基于土地发展权配置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央地事权演化博弈分析及政策优化

研究目的：挖掘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中蕴藏的两级土地发展权，引出央地政府存在根本性目标偏差下的行为逻辑差异并将其可视化，观察央地政府稳定策略及其对重要参数的敏感性，提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央地政府事权优化的相关政策建议。研究方法：演化博弈模型和Matlab数值仿真模拟。研究结果：（1）事权清晰是央地政府有效管制的前提。（2）中央政府行为较地方政府行为而言，对寻租程度、监管地方成本、监管失灵风险参数更为敏感，且寻租程度对中央政府行为选择影响更大。（3）地方政府行为较中央政府行为而言，对奖励参数、保障粮食和生态安全产生的收益以及交易费用参数更为敏感，且奖励参数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影响更大。研究结论：中央政府需进行选择性集权以实现“检查次数最小化”，并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政治和财政激励，以期推动地方政府去严格落实中央用途管制目标，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升。     

我国耕地可持续性利用探索

我国耕地可持续利用的表现形式有存在形式、生产能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等四个方面,要实现耕地的可持续利用,必须认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的主体作用,从激励农户可持续利用耕地,激励地方政府可持续利用耕地,中央政府保护耕地可持续利用的策略等三个方面入手来实现耕地的可持续利用.     

耕地保护制度的转型与对策研究 ——构建以经济激励为核心的耕地保护

传统的行政命令式耕地保护模式过分依赖行政力量推动,僵硬死板的制度无法应对灵活多变的市 场,且耕地保护制度在某些地方执行中出现偏差,中央政府保护耕地的政令在与市场、农民、地方政府磨 合中产生了一系列现实问题。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耕地流失,但并未根本扭转我 国耕地数量减少。耕地质量下降的严峻形势,耕地保护效果欠佳,急需向以经济激励为核心的耕地保护制 度转型。通过构建市场化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构建粮食补贴成本社会分摊 机制和建立基本农田保护补偿制度等手段,调动耕地保护中各方主体维护自己耕地权利的热情,解决耕地 保护的外部性问题,降低耕地保护成本,建立耕地保护长效机制,完成土地要素由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的 转变,保证经济运行和土地资源双重可持续发展,实现耕地保护的目标。     

中国生态脆弱地区国有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中国生态脆弱地区国有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目标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反映出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现行国有农地私人承包制的局限性。经验事实表明,土地国有制并不必然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土地私有化亦非治理生态危机的良方。在生态脆弱的国有农地上,建立生态保护区并以政府“生态采购”的方式管理国有农地,同时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契约机制,将是未来国有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理性选择。     

"土地垂直管理"重点是保护农民利益

2003年12月27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在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会议上透露,中央政府决定在全国实行省以下土地垂直管理体制,以进一步加强国家对国土资源的宏观调控,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省级以下土地垂直管理,是中央高层的一项重大决策。这意味着我国土地管理体制和征地审批制度的重要变革。对于地方领导来说,过去借口发展地方经济而随意占用农田和滥征土地的权力将受到更多的约束。对国土资源部门而言,垂直管理后,其领导也主要由上级国土资源部门管理,相对于地方政府享有更多的独立性。确切的消息表明,继2003年全国大刀阔斧“清理整顿     

城市经营者还是市场监管者？——市场波动下地方政府土地供给非对称行为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市场监管激励对于地方政府土地供给决策的影响。研究方法:通过建立模型对市场监管激励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基于2004—2014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构建门限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决策同时受到经济绩效和市场监管双重激励的影响,在不同的市场波动下存在非对称性:在市场较平稳时,地方政府会通过减少土地供给、提升土地价格实现其经济绩效目标;而在市场波动较大时,地方政府则会兼顾"市场监管者"的职责,通过增加土地有效供应、维持土地价格实现其经济绩效目标。研究结论:市场监管激励在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决策机制中具有显著作用,可以通过加强政绩考核中市场监管的权重来规范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行为。     

基于生态安全视角的耕地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目的 基于生态安全视角，通过建立耕地生态安全状况与地方土地财政的定量关系，解决耕地生态保护资金来源问题，建立地方政府耕地生态保护行为激励模式。方法 文章利用耕地投入—产出的能值理论，从“压力—状态—响应”方面选取17个指标建立耕地生态安全评价体系，评价2017年湖北省103个县（市、区）的耕地生态状况，构建计量模型揭示耕地生态安全与地区土地财政之间的关系，划分生态补偿区域并建立耕地生态转移支付模型。结果 湖北省耕地利用能值结构偏不合理，农业机械、农药和化肥等投入量较大，耕地的产出—投入比偏低；湖北省耕地生态安全状况水平偏低，大部分粮棉油基地多属于耕地安全临界区及安全敏感区，且耕地生态安全水平差异显著，生态安全值最低地区为江汉区（0.301 1），最高为利川市（0.663 4）；通过新增建设用地建立两者之间的关系可得，耕地生态综合评分值每增长1个单位，新增建设用地对应减少2.809 hm²，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减少283.203万元。计算得耕地生态支付区达46个，其中江汉区支付额最高（15 859.368万元），受偿区共22个，其中恩施市受偿额最高（7 645.695万元），各县（市、区）的财政转移支付额度占其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在0.120%~3.861%，具有可操作性。结论 为实现耕地高效持续利用、建立地区政府耕地生态保护激励机制、创新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提供新视角。     

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的逻辑及其治理 ——基于耕地种树绿化的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以博弈论为基础建立双层博弈分析框架，选取耕地流转种树绿化典型案例，复盘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的博弈过程并揭示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动机和行为逻辑，为国家治理耕地流转“非粮化”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研究方法：质性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耕地流转“非粮化”问题能否得到有效抑制具有明显的情境依赖特征，即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是耕地流转“趋粮化”和“非粮化”选择的本质。因此，无论对各级政府还是对种粮主体而言，在国家层面对耕地保护实施“辅之以义、辅之以利”又“辅之以法”的“三辅”并治机制才是防治耕地流转“非粮化”的良策。研究结论：为有效防治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提升国家粮食安全治理能力，应在“三辅”并治的基础上以层层设防的策略来遏制耕地流转“非粮化”的不良趋势，即以“中央政府的奖惩、地方政府的规制、社会媒体的监督和种粮主体的抵抗”这4道防线来筑牢粮食安全的“堤坝”。     

耕地违法占用现状、成因及预防对策

针对近年来我国耕地违法违规占用屡禁不绝问题,剖析了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即:地方政府的主导、纵容和默许已成为耕地违法的首要原因;法律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土地违法行为没有真正起到约束和惩戒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村民违法用地数量多,制止难度大;法律法规不健全,违法处理难;耕地保护意识薄弱.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即:深化改革财税体制,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的过分依赖;加大对“耕地违法”官员的追责力度;将地方政府与官员对耕地的保护状况纳入政绩考核,并实行一票否;建立齐抓共管的耕地管理机制;强化耕地违法占用预警工作;增强耕地保护意识,建立社会责任监督机制.     

政府耕地保护行为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政府失败”是指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产品利用率降低。耕地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在我国,耕地保护中的政府失败是由部分地方政府重经济发展、轻耕地保护、形象政绩工程占用大量耕地、非公共目的征地现象严重等问题造成的。即由于地方政府公共决策失效、政府的内部性和寻租行为等导致了耕地保护中的政府失败。为从根本上保证政府耕地保护不失败,应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现有制度,弥补制度缺陷,从而约束政府及其官员行为。     

《耕地保护社会约束机制建设研究》之一:理论来源及异域经验

耕地是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也是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稳定及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中央政府历来重视耕地保护问题,然而由于体制性因素,我国耕地保护长期倚重于单一土地行政管理体制,耕地保护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对耕地的公共属性认识不够,没有建立起一套耕地保护的社会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