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ison-Glaeser指数的修正方法及其应用——对中国制造业行业集聚的再测度

基于Ellison-Glaeser指数和Maurel-Sédillot指数,构建了用于测度中国制造业行业集聚程度的γa指数,将之与EG指数比较。利用γa指数测度两位数制造业行业和三位数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并在省级层面阐明了其应用宽度。结果显示:在数据稳定性上,γa指数优于EG指数;除烟草制品业及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以外,1998—2013年中国其他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高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重污染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先升后降,表明其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更为敏感。     

区域高新技术主导产业选择基准及应用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区域内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高技术、高知识密集，高投入高产出和高发展速度的特点。正确规划区域高新技术主导产业必须充分考虑主导产业的内外部因素，依据高新技术主导产业的特征来确定其规划基准。结合江苏实际，以比较优势、收入弹性、产业生产率和关联效应作为区域高新技术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并对、相应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确定了江苏省高新技术发展的主导产业结构。     

高技术产业系统自适应演化与涌现分析

高技术产业系统具有主体聚集、自组织、涌现、非线性、多样性和动态局部优化等CAS特征,其演化动力来自系统内部的协同和竞争作用.运用相图分析法对高技术产业系统自适应演化和涌现进行建模分析,研究表明:高技术企业之间潜在的协同与竞争机制是高技术产业系统自适应演化和复杂性涌现的决定因素,由外部决定的相关参数是产生自适应演化和涌现的外部条件.利用协同与竞争机制研究高技术产业系统演化过程,通过对外部参数的选择描述系统基于内在规则的非线性演化规律,能够为研究高技术产业系统决策与控制提供一种思维方法.     

军民融合背景下我国上市军工企业结构评价研究

采用“DEA方法”评价我国上市军工企业结构优化度,通过我国各军工产业结构优化效率之间的对比,探究我国军工产业结构现有的问题,进而提出新时期、新常态下,我国军工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最后,就军民融合背景下我国军工企业转型升级问题提出实践性指导。     

智能生产与服务网络条件下产业创新平台存在形式研究

新常态下,传统产业创新平台创新动力不足、成果转化效率低等问题日趋严重。针对这一问题,研究了智能生产与服务网络体系下产业创新平台新的构成形式、参与主体、职能分配。通过构建平台功能框架,界定各参与主体职能范围与合作路径,提出平台领导权分配思路。通过平台业务流程实现无形资产到有形成果转化的目标,并优化业务流程的智能与服务化控制,可为构建产业创新平台,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智能生产与服务网络条件下新型产业创新平台职能研究

智能生产与服务网络条件下,传统产业创新平台技术含量少、创新积极性差、持续升级能力弱、成果转化效率低等问题日益凸显。针对上述问题,研究了智能生产与服务网络条件下新型产业创新平台的职能。基于职能构成形式,从功能网络集成、价值网络集成和全程价值链供给层面研究其特征;基于职能运行模式,从“智能产业元”角度研究其驱动机制;基于职能运行绩效,从投入产出角度研究其运行效率。通过构建智能生产与服务网络条件下的新型产业创新平台,为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引领行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参考。     

苏州模式的反思与新苏州模式的思考

苏州凭借其外资主导的出口加工发展模式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然而高速增长的GDP并没有转化为苏州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首先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找出与苏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关联度最高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产总投值之比、人均GDP等变量,然后利用协整分析方法找出这些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苏州模式”已出现的发展弊端及其成因,指出以本土企业制造出口为主的“新苏州模式”是苏州未来的必然选择。     

证券公司低成本运营发展策略研究

跨入二十一世纪,证券行业门槛降低,业内竞争加剧。2002年佣金浮动政策出台,作为券商主要利润来源的经纪收入受到进一步压挤,以营业部为交易单位的分布式网络运营系统的高成本特性已不适应环境的变化。借鉴国外集中式交易经验,券商期望实现低成本运营,但在实践中碰到若干“瓶颈”。本文基于系统工程理论方法,通过对系统目标的分解,阐明人们对“大集中”科技平台认识上的误区,券商经营理念需要从“电脑+人脑”模式向“人脑+电脑”模式转变,明确“大集中”科技平台作为金融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平台的战略地位,并针对实践中的若干“瓶颈”问题,提出六点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