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涂志伟《台湾涉漳旧地名与聚落开发》一书出版有感

近年来,随着国家政府对于文化事业的重视与推进,地方文化的研究在各地颇有风起云涌之势力。在地方政府及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各种地方性的研究论著不断涌现,特别是一些大部头的研究丛书渐次出版,为地方文化的繁荣增添了新的气象。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在这场研究地方文化的热潮中,也存在着某些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的倾向。许多论著人言亦言、重     

从契约文书看清代泉州黄宗汉家庭的工商业兴衰

泉州黄宗汉家族在清代后期社会经济激变的环境里，以其在政治上取得比较显赫的地位，能够逐渐适应时代的变迁，从经营土地转而经营城市房店业、典当业以及其他种类的工商业，使得家庭经济有着较快快的发展。这个事例表明，中国近现代的工商业，与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经济，有着不分割的某种传承关系；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地主、官僚、高利贷者们，只要能够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吸取先进的经营方式，也完全可以直接化为近现代商业的企业主。     

客家人由非客家人分支而来之举证

人们对于客家人的历史源流,大多信奉罗香林先生在《客家源流考》中的论点,认为客家人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民系,是中原最纯正的正统汉人的后裔,与周边的其他民系较少掺杂。近年来,本人对客家人的一些族谱进行分析,发现客家人的历史源流远比罗香林先生所说的要复杂得多,本文仅就客家人由非客家人分支而来这一史实,做一些举证分析。 原为非客家人,迁入闽粤赣山区后而成为客家人。这种情况在罗香林先生经常引用的客家《崇正同人系谱》中就有不少例子,只是罗先生未加引用而已。下面,我们先罗列《祟正同人系谱》中的记载,再引述其他资料加以证明。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六)

十三 谢肇淛编纂的《万历永福县志》,是福州永泰县最早的县志。其中有不少关于土地关系、人口、风俗以及动乱等社会经济史的资料。顾该县志目前流传甚少,特摘录如下,以供参考。 卷一 地纪 土田 福州九邑而六滨江海,忽为洲淤,忽为潭渊,故土田时有盈缩。永福开山为田,农勤则日增,农惰则日减。名田者,堤堘之外,上至山椒,下至山阯,皆得而主之,县官案籍征赋,田主计亩收□,佃田有阙危(属斤)险,惟其播种,若履亩而科其赋,则弃而逃去,复为菅茅,故卖买之家,惟知有佃户,不知有田。田在千岩万壑,未易蹑屐至也。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五)

明代万历年间,矿使、税使四出搜刮,为害天下。内监高宷在福州、月港等地横征暴敛,曾激起商民的强烈反抗。去年,我们在云霄县档案馆获见嘉靖进士云霄前涂人林偕春所著《云山居士文集》,其中卷四有《代乡人呈罢榷税启》,亦为当时内监衙门在云霄别起榷税事。因罕为人所引用,特抄录于此,以助于进一步了解明中叶以后封建统治阶层对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严重压抑。     

清代闽东畲族社会经济的一个个案分析

清代前中期闽东畲民的的经济生产方式日益与邻近的汉民相类似,政府也逐步完成了对于畲民的图籍管理化。在这种情况下,畲民与畲民之间、畲民与汉民之间的经济往来和物产交易形式也基本趋向一致,所谓的畲民受到汉族地主阶级和封建政权的剥削压迫,缺乏史实上的强有力印证。     

福建向台湾移民的家族外植与联系

明清以来 ,福建居民不断向台湾迁移。新移民的家族在台湾得到了比较迅速的拓展。他们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与福建原乡的家族、乡族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种状况在中国的移民史上是比较少见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建立在以血缘和地源关系基础上的传统家族制度和乡族观念使然 ;另一方面 ,中国的祖先崇拜 ,自宋明以来更蒙上某些宗教迷信的色彩。人们对于原乡的乡族 ,势必怀着相当的敬畏之心。在种种文化观念因素的作用下 ,福建与台湾两地间必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乡族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 ,福建与台湾两地乡族间的联系 ,出现了越来越侧重于家族观念、文化观念上联系的趋向     

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

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族商问题,早已引起前辈学者的注意,但由于资料的欠缺,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一九八五年以来,我们为从事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曾多次实地调查闽西四堡族商的历史,并相继获见当地商业世家马氏和邹氏的族谱。     

宗教与风俗史的细部考察与多角度审视——评朱海滨的《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民间信仰的性质介乎宗教与风俗之间,它既是某一区域内社会风俗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又是连接地域内不同阶层与乡族内相互关系的一种颇具复杂性的纽带,同时也是连接民间社会与国家统治之间的一种极为微妙的交接点.朱海滨先生的新著<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正是从浙江这一特定的区域内某些民间信仰的研究入手,深入细部的考察,从民间社会乃至国家政策的许多层面进行很有新意的分析,值得肯定.     

清道光二十九年财政岁入岁出数字厘正

清代距今时间不远,中央政府档案保存下来的也不少,但是有关各个时期中央财政及各行省岁入岁出的具体数字,至今可以看到的却很少.就道光年间的情景而言,目前为研究者所参照的文献资料主要有两种,印王庆云的<石渠余记>与清翁同龢家抄本<道光十八年至二十八年岁入岁出册>.笔者在龚显曾的<龚咏樵藏钞>中新看到道光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的中央财政及各直省岁入岁出记载,可补当时资料的许多缺陷,并进而发现王庆云的<石渠余记>中关于道光二十九年的数字,存在着误抄讹传的现象,应予厘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