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软着陆“到“软扩张”——论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取向

为了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未来18年当中,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必须维持在年增长8％左右的水平上,因此8％的增长速度便是“全面小康增长”速度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处于这个平均增长速度上,这要求我国未来经济增长过程不仅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且还要求经     

我国经济增长的供需总量驱动特征与阶段性分析

经济增长体现在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张上,经济总量的形成需要满足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短边规则"。经济增长的总量驱动效应与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密切相关。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三种基本阶段:供给总量单因素驱动阶段;供给总量和需求总量双因素驱动阶段;总需求成为经济增长关键影响因素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在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已完成了上述三个阶段的转变。随着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性显著降低和经济增速在高位稳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轮增长型长波的主体已经形成,并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筑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工业发展与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和检验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工业产出在经济总规模中所占比重正在逐渐趋于增加,工业产出在水平值上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影响;工业产出增长的波动性是经济周期波动性的重要成分,并对经济周期波动起到连带作用;由于经济周期波动也对工业产出波动具有反馈影响,因此新一轮经济周期中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仍然是重要的政策调控目标.     

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联性

我们使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货币中介目标中的结构性扰动进行分离和识别。我们分别描述和检验了1993年1月至1997年12月的信贷规模中介目标和1998年1月至2007年12月的货币供给中介目标。通过具体检验发现,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具有显著的关联性,货币政策冲击的作用机制和货币政策效应依赖经济周期的具体阶段,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是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     

央行沟通的有效路径：基于内容与形式的识别

基于包含信息摩擦与信念冲击的理论分析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基本面冲击提高预期宏观经济指标偏差，信念冲击降低预期宏观经济指标偏差，并且基本面冲击主要作用于实际宏观经济指标，而信念冲击主要作用于预期宏观经济指标。进一步地，利用大数据文本识别技术识别央行以书面形式与口头形式沟通的内容，从而辨识央行沟通的有效作用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央行沟通能够通过调节微观主体信念，间接作用于预期偏差。其中，书面形式沟通与有关经济基本面的叙事适用于调节产出信念，口头形式沟通与有关货币政策倾向的叙事适用于调节通货膨胀信念；书面形式沟通对预期偏差的作用效果优于口头形式，有关经济基本面的叙事相较于货币政策倾向叙事更加有效。因此，央行沟通需充分发挥调节微观主体信念与纠正预期偏差的作用，尤其是以书面形式的沟通以及有关经济基本面内容的叙事。     

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特征的国际对比研究

以探究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特征为出发点，选取资源进出口国家、持有大量美国外债国家以及与美国合作紧密的发达经济体这三类样本，运用TVP-VAR模型研究美国量化宽松与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不同经济类型国家的溢出效应特征。研究发现：经济结构单一、边际进口倾向与出口乘数偏大的国家在面临货币政策外溢冲击时表现得最为脆弱；外汇储备结构缺乏灵活性、美元资产占比过高的国家也会面临严重的资本缩水风险，而资本管制一定程度上能规避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冲击。因此，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稳步启动的同时也要谨慎防控美国货币政策的输入性风险，更加重视科研创新，努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减少对于进口的依赖；完善货币篮子结构，避免以巨额外债和国际热钱作为核心外汇储备，分散外汇储备风险；继续加强资本管制，努力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提高汇率双向波动弹性。     

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扁平化特征与利率政策撬动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胀的动态路径似乎偏离了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具体表现为通货膨胀率对产出的变动越来越不敏感，即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问题。本文从非对称的角度出发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异化现象的微观机制，结果发现，产出的负向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系数较正向变动更小，即通胀在经济下行阶段的响应弱于经济上行阶段，考虑到目前我国经济产出正处于惯性下跌趋势，该非对称影响机制才是导致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现象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利率政策能够显著弱化产出与通胀的非对称性，从而调整菲利普斯曲线斜率，有效干预这种非正常经济现象。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在经济下行阶段应加大稳增长的政策力度，而无须过度担心政策放松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在稳增长的政策选择方面应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