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员工主观幸福感与工作能动性关系探析

本文在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员工的主观幸福感与工作能动性的关系。认为,主观幸福感高可以拓展员工的智力、生理和社交资源,进而提高工作绩效,并且降低缺勤率和离职率。因此,企业要做到尊重员工,注重个人价值体现;培养员工,注重个人能力提升;搭建平台,注重团体协作氛围。从而不断提高员工的主观幸福感。     

本案被告人该如何定罪

文章结合具体案情探讨了"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及"职务侵占罪"的主要区别。     

房价上涨会影响居民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吗?

构建模型阐释房价变动对主观地位评价的影响,并基于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使用面板有序Probit模型分析房价上涨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高房价会导致居民主观地位评价下降,且对于男性、农户和城镇居民的影响更强;婚姻匹配和相对消费都是房价影响主观地位评价的重要渠道.     

老板偏心怎么办？

商业研究和咨询公司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员工觉察到的老板的各种不当行为中。偏心排名第一位。虽然上述数据反映的是员工对这种行为的主观感觉，而不是证据确凿的报告。     

深度休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苏南地区城市居民为例

深度休闲对优化苏南地区休闲产业建设,进一步提升居民休闲生活质量有重要影响。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苏南地区城市居民深度休闲行为的数据,研究苏南地区城市居民深度休闲行为特征及深度休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1)苏南地区城市居民进行深度休闲活动的场所主要为户外;(2)闲暇时间不足是限制苏南地区城市居民进行深度休闲活动的主要因素;(3)苏南地区城市居民的深度休闲活动总体程度不高,愿意在深度休闲活动上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的人更是少数;(4)苏南地区城市居民从事深度休闲活动产生的强烈认同感和坚持不懈的毅力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近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需求也不同于以往。对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日渐受到重视,文章对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与归纳,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分类与整理。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的内涵随着其研究的深入不断丰富,研究方法多以传统的社会统计调查方法为主。以整个社会的大的发展背景而言,我国的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为主观幸福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取得了不少新的发现。     

基于结构方程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分析

农民工作为一个游离在城市市民边缘的特殊群体,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如何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文章使用CGSS2010年的数据,采用order probit法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与其本地化社会资本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的本地化社会资本,尤其是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会显著影响他们的幸福感,同时发现本地化社会资本会改变农民工婚姻状态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显著性。为探讨本地化社会资本对不同婚姻状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文章基于结构方程进行了中介分析并发现本地化社会资本会对农民工的婚姻状态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产生遮掩效应。文章最后提出要关注不同婚姻状态的农民工,帮助他们构建本地化社会资本,并为提升农民工以及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改善社会管理服务提出了相应建议。     

邻人遗斧

从前有一个人遗失了一把斧头,他怀疑被隔壁的小孩偷走了。于是,他就暗中观察小孩的行动,不论是言语与动作,或是神态与举止,怎么看,都觉得小孩像是偷斧头的人。由于没有证据,所以也没有办法揭发。隔了几天,他在后山找到了遗失的斧头,原来是自己弄丢了。从此之后,他再去观察隔壁的小孩,再怎么看也不像是会偷斧头的人。     

"候鸟式"流动亦或"永久"迁移?——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公共服务可及性与人口流迁选择

本文基于近年来中国部分流动人口“流而不迁”的典型事实，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和城市特征的匹配数据，构建公共服务可及性综合指数，使用IV probit和PSM方法，探索迁入地的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可及性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降低了“流而不迁”的暂时性迁居概率，且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自选择问题后仍然稳健；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人口迁移效应”因地区差异、城市级别、户口类型、家庭规模而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因流动性质、个体特征而存在显著的个体异质性。进一步研究显示，主观社会融入感在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人口迁移效应”中发挥中介机制作用，公共服务可及性对主观社会融入感具有正向影响，提升了流动个体的永久迁移意愿。基于流动人口福利改进的伦理目标，本文认为：公共部门应兼顾公共服务的地区均等化和类别均等化；注重流动人口多维度、综合性的公共服务可及性水平提升；优化公共信息的传播路径并拓展流动个体对公共服务的表达渠道和参与范围，从而实现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