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国国家财富的风险管理亟待加强

在生产短周期化、资本金融化、社交网络化、分工全球化四个加速大格局下,如何管理国家财富风险正在慢慢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2020年被称为世界发展的转折之年,尤其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的财富流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具体来说,有两大特征值得关注:一是在疫情影响下,中国贸易顺差再创记录,2020年贸易顺差3.7万亿元,增加27.4%。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与资本管制的比较研究

充分发挥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和资本管制这两种工具的比较优势,对于维护我国金融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通过改变境内借款者向境外贷款所面临的实际利率,提高境内借款人的融资成本,遏制其过度借贷,具有防范化解的特征,适合常规使用;资本管制通过阻断境内居民与非居民间的金融交易,隔离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强制性特征,可作为最后手段。这两种政策工具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可能降低繁荣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预警监测体系,优化管理框架和法律制度,丰富政策工具箱,强化货币政策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加强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强化信息披露和预期引导,加强与主体经济体的政策协调。     

国际不对称税收竞争与FDI流动研究——兼议中美劳动力成本差异与美国减税下的应对策略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美国等发达国家竞相减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文章从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双重不对称的视角,构建了一个两国竞争FDI的理论模型,重点考察了两国均衡税收水平的差距.研究发现:市场规模相同时,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的均衡税收较高;而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都不相同时,当且仅当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的市场规模高于一定下限时,其均衡税收水平才高于另一国.以中美为例,本文利用2013～2018年两国相关数据的数值模拟分析也表明不对称税收竞争下的劳动力成本和市场规模因素解释了大部分FDI流动中两国税收差距的原因.介于此,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减税的挑战下,中国是否只能采用逐底型税收竞争策略,该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控制防范重点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市场的不断扩大,商业银行作为一个重要角色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种种不确定因素使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一定风险。商业银行不同于其他企业,经营对象为货币,货币是一特殊商品,这也就意味着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控制体系需要更加严谨、全面。为了更好地对商业银行风险进行控制防范,文章着重对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最常见的操作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相关风险防范控制的优化措施,以进一步加深对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了解。     

双重网络嵌入与跨国公司创新动态能力的协同演进——基于知识流动的系统动力学仿真

基于知识流动的系统动力学方法,定量并模拟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嵌入本土和海外创新网络的协同演进动态能力,结果显示:跨国公司创新绩效取决于其创新动态能力与全球创新网络嵌入动态能力,两者的协同演进路径为,跨国公司创新动态能力→本土创新网络嵌入→海外创新网络嵌入→海外知识内化→创新绩效→跨国公司创新动态能力.随着跨国公司创新嵌入的深入,其创新绩效驱动三要素中,本土创新和海外创新网络嵌入对跨国公司创新绩效提升均有边际递增效应,同时嵌入战略、本土国家的制度和东道国的制度对跨国公司创新动态能力都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的差异较大.     

乡村振兴战略下要素国际流动的环境效果

乡村振兴战略和环境保护是当前经济工作中的重点。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深入,生产要素国际流动日趋频繁。乡村振兴是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其重要抓手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因此,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共存的经济背景下,分析要素国际流动的环境效果,并根据现代农业发展的不同特征,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初始阶段和全面实施阶段分别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战略实施初始阶段,劳动流入加剧污染,反之改善环境;在战略全面实施阶段,资本流入改善环境,反之恶化环境。     

城市规模扩大了城市内部技能工资差距吗? ——基于CHIP2013微观数据

集聚经济影响不同规模城市间收入差距的同时会加剧城市内部劳动力工资收入不平等。本文基于拓展的双层三要素嵌套CES生产函数，构建分析城市规模对技能工资差距影响机制的模型，从劳动力技能溢价的角度对城市规模导致的城市内部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CHIP2013微观数据，实证探讨城市规模是否存在劳动力技能偏好从而影响城市内部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可观测的劳动力个体特征、城市特征以及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后，城市规模对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以及在改变技能划分标准、工资计算方法和城市规模划分方法后，结论依然稳健。本文为中国技能工资差距的扩大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候鸟式"流动亦或"永久"迁移?——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公共服务可及性与人口流迁选择

本文基于近年来中国部分流动人口“流而不迁”的典型事实，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和城市特征的匹配数据，构建公共服务可及性综合指数，使用IV probit和PSM方法，探索迁入地的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可及性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降低了“流而不迁”的暂时性迁居概率，且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自选择问题后仍然稳健；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人口迁移效应”因地区差异、城市级别、户口类型、家庭规模而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因流动性质、个体特征而存在显著的个体异质性。进一步研究显示，主观社会融入感在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人口迁移效应”中发挥中介机制作用，公共服务可及性对主观社会融入感具有正向影响，提升了流动个体的永久迁移意愿。基于流动人口福利改进的伦理目标，本文认为：公共部门应兼顾公共服务的地区均等化和类别均等化；注重流动人口多维度、综合性的公共服务可及性水平提升；优化公共信息的传播路径并拓展流动个体对公共服务的表达渠道和参与范围，从而实现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     

房价上涨如何影响了工业产出

为探究房价上涨对工业生产的作用机制,首先基于理论视角对房价如何影响房地产投资、劳动力成本进而影响工业产出进行了论证,基于2003年~2017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构建VAR模型实证检验了房价上涨对工业产出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对工业产出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房价上涨,一方面通过促进房地产投资增长抑制工业产出,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工业企业劳动力成本抑制工业产出;短期内工业产出对房价的冲击响应较为灵敏且强烈,但长期来看房地产投资、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力会逐渐显现,且房地产投资最终成为了解释工业产出的主导因素。     

灵活用工兴起 谁将抢占中国市场先机

始于2019年年底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使大量线下门店停业的同时,也为许多新经济企业带来商机,如新零售、直播等。企业业务的扩张必然带来用工结构的新变化。近年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新兴产业、新兴业态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催生更多新的就业增长点。灵活用工的形态不断产生,企业的雇佣模式不断被刷新。正如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中所说,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这促成了灵工经济的兴起。在灵工经济中,企业机构与个人会达成短期用工合同。这类所谓的"灵工"使人们能够在更加灵活的基础上较容易地获得某些类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