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给多维变化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研究

依据1990-2014年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成本及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相关数据,构建 VAR 模型,考量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不利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上升有利于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但其作用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这与成本上升倒逼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等相关.鉴此,既要通过全面放开计生政策甚至鼓励生育以缓解劳动力供给数量快速下降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带来的负向冲击;又要基于市场导向,培养产业所需的各层各类人才;同时合理运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倒逼机制促进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O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0-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量O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结果显示：OFDI对第一产业影响显著为负,对第二、三产业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OFDI能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OFDI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显著为负,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显著为正,表明OFDI能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鉴此,要顺应OFDI新变化,发挥政府政策引导作用,通过政策引导企业更加合理、有效地进行对外投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     

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开发问题与对策

要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开发是根本。通过对119家湖南省代表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企业和351名代表性人才进行调研,以湖南省为例,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培养、引进与激励等各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借鉴发达国家人才开发经验,对加快人才开发、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提出了对策。     

人口老龄化会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基于2000-2013年省级层面的人口老龄化数据和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数据,考量人口老龄化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存在着区域、行业和所有制之间的差异性。鉴此,应尽快完善相关配套的支持性措施,助力“全面二孩”政策红利的释放;加快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制定与推行速度,充分开发与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加速企业由要素驱动转向技术驱动,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并根据区域、行业和所有制之间的差异,针对性地采取差别化战略。     

中国全球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设：科技创新与GIP 函数的视角

创新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发展的动力源泉,要依靠创新促进中国制造业从制造业集聚的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中心）转向全球制造业创新中心。从三个方面探讨中国由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中心）成为全球制造业创新中心的转变机制。首先,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中心）,这有助于相关科技活动的发展;其次,中国制造业与科技创新活动之间形成正反馈效应的创新系统;最后,由封闭走向开放式创新体系的多要素共同决定中国的创新产出,决定中国全球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立。结合2002-2017 年我国29 个省的面板数据,采用递归方法（recursiveregression）对地理创新生产函数（Geographical Innovation Production Function,简称GIP 函数）进一步扩展,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中心）积极促进了企业R&D 等科技活动;科技活动与制造业之间相互影响,但正反馈效果不明显;开放条件下相关科技活动和国际技术溢出、区域技术溢出等因素与创新产出是正相关的,而R&D 人员投入与创新产出之间呈负相关,其效果还有待加强。     

基于三阶段DEA方法的绿色投资效率研究

基于2009-2013年30个省市的数据,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在控制外部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的基础上,测度各省市绿色投资效率.结果表明:三阶段DEA方法能更客观反映绿色投资效率水平.整体而言,绿色投资效率呈上升态势,但尚未达到前沿面水平,这主要由低下的规模效率引致;分省市而言,各省市绿色投资效率值区域差异显著,分别处于“双高型”“高低型”“低高型”和“双低型”等区间.     

国际贸易协定与政府烟草控制

国际贸易协定降低了国际贸易壁垒,促进了商品流通,在推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也同样促进了烟草产品这种特殊商品的流通。烟草给人类的健康带来了一定的危害,而健康是人权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在国际贸易协定保护下的烟草产品的流通给各国的烟草控制带来了不利影响。论述了国际贸易协定、烟草控制、人类健康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并在肯定国际贸易协定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前提下,对烟草控制提出了一些政策性的建议。     

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经济拉动作用分析

如何协调我国现阶段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或孰先孰后的问题对于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这也一直是经济与社会各界中颇具争议的重大话题.本文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情况,结合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运用1983-2006年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相关数据指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三化"的经济拉动作用,论证了现阶段只有以城镇化为龙头才能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出当前困境,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目标.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其时空特征

基于耦合协调理论,运用指标体系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容量耦合系数模型,依据2011—2018年中国城市数据,测度数字经济和制造业融合发展指数,综合采用泰尔指数、协方差模型,揭示其变化规律、区域差异、偏离状况。结果显示,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尚处于中度融合阶段,依然具有较大融合发展空间;数字经济和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由东向西、由高等级城市向低等级城市依次递减,且区域内差异大于区域间差异;二者融合度与城市规模呈现正向偏离趋势,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不断提升。鉴于此,需完善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模式,推动城市规模高质量扩张和经济发展水平高效提升。     

中小企业出口竞争力测评体系的指标选择与权重确定

我国拥有3000多万家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9.3%;我国GDP的55.6%,工业新增产值的74.7%,社会销售额的58.9%,税收的46.2%以及出口总额的62.3%均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全国75%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