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位商视角论证构建城镇群的意义——以珠三角、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区域为例

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通过构建城镇群等城市联盟增强区域整体实力已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积极有效的手段。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起,先后形成的珠三角、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城镇群,通过城市间的资源互补和优势扩散,带动区域整体水平,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本文通过对珠三角、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地区不同层次下各城市及区域主要产业就业人口区位商的计算比较,揭示了珠三角区域在制造业方面,大珠三角区域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及泛珠三角区域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体现了不同层次城镇群内各行业的竞争发展趋势,由此验证了建立不同层次城镇群的必要性和竞争优势,为区域合作的政策措施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会展业集聚的系统动力学研究

产业集聚的影响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学者的重视,会展业作为一个综合性产业,能同时带动多个经济面的发展。本文以系统动力学理论为基础,结合会展业产业集群的正负反馈特征,对会展业与基础产业、产业政策等因果关系进行了探讨。通过会展产业集聚效应的研究,利用Vensim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制约会展产业集聚效应发挥的主要因素,并以上海地区会展业为例,运行模型,结果表明,模型对产业集聚效应的实际演化过程具有较高的拟合程度,并能够为区域经济管理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     

产业转移加速进程中中国制造业集聚度再测算与演进

产业转移催化了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的演变趋势。利用行业集中度指标和空间基尼系数指标测算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制造业的集聚程度,根据测算结果,需要进一步诱导和推进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同时实现中国与东盟各国产业梯度转移,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可凭借自身优势吸引高新技术产业入驻,并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沿海地区发展高技术产业要注意过度集聚和产能过剩问题。     

国际人才流入是否影响我国FDI区位选择

根据相关经验研究及理论模型可知,国际人才流入可通过降低国际贸易壁垒提高贸易自由度。利用2006-2013年中国内地29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显示,国际人才流入与地区FDI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存在一定区域差异。同时,国际人才流入与企业经营环境及地理集聚水平之间存在某种替代效应,即国际人才流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企业经营环境缺失和地理集聚水平低下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和较高的地理集聚水平也对FDI区位分布具有重要影响。上述结论对于我国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竞争力及促进我国FDI区域分布平衡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同时也对其它新兴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作用。     

科技人才集聚对中国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超越对数随机前沿距离函数模型,借鉴产业区位熵思想,研究科技人才集聚对中国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创新效率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高于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西部最低;科技人才集聚规模和均衡度与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显著正相关,强度与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显著负相关。鉴于此,为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缩小区域差异,我国政府应全方位培育并吸引科技人才,合理引导科技人才流动、整合科技人才资源。     

中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及影响因素比较研究

采用相对价格法和1 246组城市对数据,对1999-2013年中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测度与比较分析,运用熵权法构建了复合指标和固定效应模型,对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近15年来,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和进程均滞后于长三角城市群;地方保护主义、经济外向度和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的共同因素。其中,地方保护主义和经济外向度是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而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促进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信息通达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是影响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的差异化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制约了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却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信息通达度阻碍了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却促进了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成因与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造业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的重构。本文基于中国省区尺度的制造业数据,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到2008年期间的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的变化趋势和特征。总体上,现阶段中国的制造业地理集聚程度较高,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然而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存在显著的产业差异,依赖于特定自然资源投入的产业,地理集聚程度相对较低,而依赖大量中间产品投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地理集聚度则较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是外资主导并且以出口为主,高度集中在沿海省区。中国的产业集聚变化趋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产业地理集聚程度上升进入了加速期,地理集聚程度在2004年左右达到顶峰。本文回顾了中国产业地理集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传统的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集聚经济理论是理解中国的产业集聚的重要视角,但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制度环境下,市场化、全球化和地方分权对中国制造业业集聚和分散具有显著影响。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化及其在全球经济体中地位的调整,全球力量与地方力量的相互作用将不断重塑中国的制造业地理格局。     

青海藏毯企业集群研究

全球化加剧了市场竞争,集群作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强有力的重要手段,已成为国内各地区竞相培育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关于企业集聚和企业集群的概念一直混淆不清,相互替代使用。本文从产业集群的内涵和本质加以区分,并对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和演进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青海藏毯企业是集聚而非集群,要加快青海藏毯企业由集聚到集群,必须建立相应的助推机制,并强调青海地方政府的扶持对藏毯企业集群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     

企业区位决策、劳动力流动与集聚经济——基于外部性的一个初步思考

中国劳动力的流动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的产物,对不断变化中的劳动力流动持续进行观察与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经济集聚是货币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劳动力流动通过本地市场放大效应、循环累积效应影响货币外部性,并通过加快技术传播速度、提高经济个体匹配成功率影响技术外部性;以外部性为纽带,劳动力流动最终影响到了企业区位决策,从而实现经济活动的集聚。     

出口、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2000-2007年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分解指标,并将出口、集聚与TFP放在统一的框架下分析出口与集聚对TFP及其分解指标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TFP年均增长4.3%,其中90%以上是由技术进步贡献的;行业之间的技术进步差距较小,技术效率变化差异较大,而后者是TFP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出口和集聚的相互作用削弱了对TFP增长的影响,即便如此,出口仍显著促进了TFP增长,集聚对TFP及其分解指标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市场化程度是制造业TFP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