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牛市”真的结束了吗

用一般性的或传统的理论与模型来分析当前中国A股"牛市"结束了,是一个相当不靠谱的个人观点。这种观点既解释不了当前中国A股之实际,也左右不了股市之预期。A股"牛市"真的结束了吗?最近,瑞银首席策略师陈李在研究报告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陈李的报告认为,中国股票市场上,以流动性推动的牛市暂时告一段落,之前低估的A股大型股已经达到"合理水平",未来期待盈利改善推动中国股市上涨、他认为,过去两个月推动资金入市的一些重要动力,包括散户入     

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比较研究

信用评级是金融行业的"看门人",国家信用评级对于国际投融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在介绍国家信用评级内涵的基础上,对国家信用评级进行比较研究,对世界三大评级机构的发展历史、评级划分、评级方法、评级指标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进行量化评价,得出具有权威性的评级结果。与此同时,认为国家信用评级行业还存在诸多问题,从完善评价指标和优化评级方法、降低依赖性、防范"评级失灵"和打破评级垄断、创造中国话语权的角度提出了改进建议。     

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提升的新视角——基于环境规制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采用中国200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OFDI显著提升了国内创新效率,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三重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对OFDI逆向创新溢出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水平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好,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反而会弱化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虽未能最有力地驱动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但这距离跨入环境规制的最优区间并不遥远,短期内通过环境规制手段进一步释放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是切实可行的,但长期内也不能忽视环境规制"度"的限制;在环境规制约束下,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正向的倒"U"型、"U"型和倒"U"型非线性规律,在"一带一路"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分别具有正向的倒"U"型和"U"型非线性特征,这些发现为在不同空间实施差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更有效地促进OFDI逆向创新溢出提供了依据。     

基于过程的矿产勘查项目财务管理

矿产勘查项目分为了预查、普查、详查和勘查四个阶段,通过以上分期,可以对勘查过程中的财务进行有效管理。在项目财务管理过程中,为了取得社会资金的支持,建议选择成果法进行成本核算。     

走出教育困境,要改变政绩观

3月10日,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和搜狐教育联合举行第二次"教育跨界尖峰对话"。两位论坛成员周洪宇、张志勇和著名文化学者丁东围绕"上学这件事,如何能快乐"展开了精彩对话。以下为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的发言。     

新中国70年经济外交:观念与选择

建国70年来,中国经济外交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外交在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经济外交反映着一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判断、对自身国家利益的权衡排序,以及对战略意图之实施方案的选择。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经济外交的丰富内涵可以被归纳为一条简明的线索,即如何在特定的国际秩序背景下,以有效可行的方式寻求国家核心利益的实现乃至提升。中国在不同阶段特有的秩序观和利益观构成了关于决策背景和追求目标的理解,进而影响和塑造了关于具体路径的选择。     

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研究——基于动态面板工具变量法的分析

本文选取1990—2015年金砖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年度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方法并使用额外工具变量,对比分析了金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以往模型中存在的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二是样本选择问题,以往研究没有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导致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具体效应不明确。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且作用迅速;金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国际贸易对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通过"金砖+"扩展金砖合作"朋友圈",探索适合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的方式,同时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变动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意愿关联性研究——基于SVAR的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文章选取2003年第三季度—2017年第四季度、时间跨度涵盖58个完整季度的居民储户调查数据和货币、财政政策变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影响微观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尤其是对于家庭储蓄存款配置意愿和股票基金投资意愿具有影响。政策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意愿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均存在,政策制定者应对居民金融资产选择意愿进行充分关注,及时进行资本市场风险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