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审计、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

利用手工收集的政府审计公告数据，以2013—2017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PSM+DID方法检验政府审计对国有上市公司创新活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根据内部控制质量和是否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审计显著增加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在内部控制质量高和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样本企业中，政府审计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有助于缓解人力资本配置扭曲

将人力资本在所有制企业间的配置扭曲（错配）理解为技术配置扭曲和规模配置扭曲两个方面，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探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人力资本配置扭曲的内生机理，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非国有资本通过参股、控股和并购等方式参与到国有企业的生产决策中，这有助于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利润分配机制，进一步缓解人力资本的技术配置扭曲和规模配置扭曲程度；相对于非行政垄断行业，行政垄断行业中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人力资本配置扭曲的缓解作用较小。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Libor退出的中国版替代方案研究——境内美元基准利率并轨至CIROR可行性分析

2018年9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推出CIROR后,境内银行美元资金市场价格逐步向CIROR靠拢,而贷款定价以及资产负债内部转移价格仍多数使用Libor。在国际基准利率改革的大背景下,境内银行美元Libor和CIROR“双轨并存”的问题亟待解决。文章在分析Libor缺陷和现有替代方案的基础上,重点探讨CIROR成为境内银行美元定价主要基准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