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对于丰富中国特色区域研究的理论体系,探索区域发展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区域高质量发展可以被视为区域发展的一种高级状态,梳理区域高质量发展理念的形成过程发现,我国区域增长或区域发展的理念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四个阶段。区域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着眼于区域发展中的顽症和新出现的问题,其理论内涵丰富,是在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进入新时代后,我国区域发展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总结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在城镇体系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经济结构升级,生态环境优化,区域政策协调等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多极核-双重边界效应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问题是缩小中心城区与外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发现和认识边界效应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分别以北京中心城区、天津中心城区和石家庄市辖区为三个核心，三省市交界的区县市为边界地区，采用发展趋同分析框架，建立多极核-双重边界效应模型，分析三个省级单元中心与各自边界地区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双重边界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城市核心与边缘相互作用方式具有异质性。北京主城区对河北和天津的边界地区表现出明显的中介效应，但对自身边界地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需要注重郊区发展，从更小空间尺度上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天津对北京边界地区有显著屏蔽效应，应该打破行政壁垒，扩展一体化发展空间；石家庄仅对河北省内的边界地区有显著中介效应，应该强化中心城市功能，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地区协同发展。     

从生存到发展:新中国七十年反贫困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紧扣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矢志不渝的开展反贫困斗争,反贫困方式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反贫困的目标从"保生存"到"保生存、促发展"再到"惠民生、促发展",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消除绝对贫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结和回顾新中国70年反贫困实践历程,可以提炼出基本经验:坚持大扶贫格局,不断向贫困人口赋权,不断满足人民需求,不断创新反贫困机制。2020年后,我国反贫困工作从消除绝对贫困走向减缓相对贫困,本文结合新中国反贫困历程和基本经验提出一些展望:结合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制定满足人民需求的相对贫困标准;紧扣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明确新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目标;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设计相对贫困治理的制度框架;围绕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借鉴以往的反贫困政策,构建减缓相对贫困的政策体系。     

扶贫攻坚过程中的措施组合及演进规律分析:基于柳村的田野调查

基于柳村从建村到贫困村销号过程中的扶贫经历,本文试图厘清各项扶贫措施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扶贫措施的组合选择以及演进规律。分析发现,柳村扶贫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经历了初级扶贫阶段和高级扶贫阶段。初级扶贫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扶贫投入少,而高级扶贫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扶贫资源大量注入。在不同的扶贫阶段,扶贫措施的组合选择以及实施顺序有所不同。在初级扶贫阶段,增加收入类扶贫和减少支出类扶贫并重,同时增加收入类扶贫往往会选择针对性扶贫;在高级扶贫阶段,增加收入类扶贫为主、减少支出类扶贫为辅,增加收入类扶贫往往选择普惠性扶贫,同时在普惠性扶贫中往往以产业扶贫为主,并开展相关配套扶贫。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合作社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与应对之策 ——以贵州省世行六期扶贫项目为例

产业扶贫作为扶贫开发的战略重点,以内生性的造血模式,通过"内部服务"联合"外部经营"助力贫困户脱贫致富,对于实现同步小康具有极大的推动意义。本文以世界银行在贵州省开展的第六期产业扶贫试点示范项目为例,通过对合作社经营发展现状的探究,试图辨析潜在的实践困境并给出应对之策,以期为我国扶贫事业提供有益参考。     

学者型CEO更加自律吗?——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

本文选取2010—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CEO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学术经历有助于CEO强化道德自觉、增强道德自律,形成内在的自我约束与监督机制,进而抑制了其所在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活动。当CEO拥有高层次学术经历或来自内部晋升时,CEO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该结论在采用双重差分模型、Heckman两阶段模型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自由现金流较多、董事会规模较大或独立性较低、外部审计监督较弱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等公司内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情景下,学者型CEO的自律品质所能发挥的治理作用更大,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也更为明显。此外,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八项规定”等多项高压反腐政策的出台,政策效应在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CEO学术经历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有所下降。本文为高管学术经历的治理效应假说提供了证据支持,对于上市公司规范和治理高管在职消费行为、选聘合适的高管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