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多极核-双重边界效应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问题是缩小中心城区与外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发现和认识边界效应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分别以北京中心城区、天津中心城区和石家庄市辖区为三个核心，三省市交界的区县市为边界地区，采用发展趋同分析框架，建立多极核-双重边界效应模型，分析三个省级单元中心与各自边界地区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双重边界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城市核心与边缘相互作用方式具有异质性。北京主城区对河北和天津的边界地区表现出明显的中介效应，但对自身边界地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需要注重郊区发展，从更小空间尺度上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天津对北京边界地区有显著屏蔽效应，应该打破行政壁垒，扩展一体化发展空间；石家庄仅对河北省内的边界地区有显著中介效应，应该强化中心城市功能，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地区协同发展。     

集体经济组织的内外治理机制——基于贵州省湄潭县3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案例研究

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完成集体资产股份量化、明确成员权益后,需要重点解决集体经济的治理与经营机制问题,以确保集体资产有效经营和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这样才能让集体成员的财产权益得以充分保障和实现。农村集体资产存在分散性、公共性以及社会保障性特征,而且集体经济组织目前自身经营管理能力较为薄弱,难以充分释放经营活力。本文基于公共资源治理理论,构建了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共识决策和外部合作经营的双层治理框架,以此为基础剖析湄潭县3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经营模式。本文研究表明,在维护集体资产统一性的前提下,基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建立分层治理机制,通过统分结合、外部联合的开放创新经营,可以将集体资产社会保障属性与市场经营属性适度分离、经营风险适度隔离,为集体资产融入市场、释放经营活力提供制度保障。     

电商不同类型促销对购买行为的长期影响——以亚马逊电子书为例

促销的长期影响在学术界一直备受争议,并且传统研究更多地关注实体企业的促销效果,而对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研究较少。为了厘清电商平台的不同促销方式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长期影响,本文基于亚马逊电子书的销售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降价和优惠券两种价格促销的长期影响。结果表明,降价促销会导致消费者未来购买数量减少、购买金额增加、购买时间间隔缩短;优惠券促销则会使得消费者未来购买数量增加、购买金额减少、购买时间间隔不变。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消费者购买经验的调节作用。本文不仅丰富了已有促销长期影响的研究成果,而且对电商如何制定促销策略以优化促销长期效果提供了科学可行的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领地性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以知识隐藏和不信任为连续中介

本文以知识隐藏与同事不信任为连续中介,从个体层面探究了领地性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消极影响机制。通过对221份员工与员工、员工与直接管理者配对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领地性正向影响知识隐藏和同事不信任感,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2)知识隐藏中介领地性对同事不信任的影响;(3)同事不信任中介知识隐藏对创新行为的影响;(4)知识隐藏与不信任连续中介领地性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结合自我延伸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揭示了领地性对创新行为的消极作用,研究结论对于管理员工领地性、减少知识隐藏与不信任关系,以及促进创新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非常规战争与战争形态的演变

进入21世纪以来,非常规战争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理论谱系上,学术界已经对非常规战争的内在本质、基本特征和行为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理论。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认为非常规战争所呈现出的形态及其战略战术与以往相比有了重要变化,凸显了克劳塞维茨式战争逻辑之外的一面,即战争中的弱者通过非常规方式增强自我力量、通过非常规方式向国家行为体施加成本来战胜强者的隐性逻辑。基于这种隐性逻辑,从非国家行为体的视角重新审视战争,可以发现非常规战争中的作战方式已经使得战争形态发生了四点巨大变化:战争的形态越来越不清晰、战争的胜负之分变得模糊、战争正变得越来越扁平化以及战争伦理受到侵蚀。当前的大国竞争并不会削弱非常规战争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凸显其独特战略意义。因此,探究非常规战争的隐性逻辑,既有助于我们理解战争形态的变化,也有利于国家行为体据此调整相关战略战术。     

从生存到发展:新中国七十年反贫困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紧扣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矢志不渝的开展反贫困斗争,反贫困方式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反贫困的目标从"保生存"到"保生存、促发展"再到"惠民生、促发展",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消除绝对贫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结和回顾新中国70年反贫困实践历程,可以提炼出基本经验:坚持大扶贫格局,不断向贫困人口赋权,不断满足人民需求,不断创新反贫困机制。2020年后,我国反贫困工作从消除绝对贫困走向减缓相对贫困,本文结合新中国反贫困历程和基本经验提出一些展望:结合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制定满足人民需求的相对贫困标准;紧扣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明确新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目标;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设计相对贫困治理的制度框架;围绕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借鉴以往的反贫困政策,构建减缓相对贫困的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