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中的地域代表现象探析——基于五省市人大代表建议的内容分析

本文试图探析在中国地方人大中是否存在地域性代表及其相关因素。通过收集和分析2017年国内五省市人大收到的近四千条代表建议,发现在地方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中,一定范围内存在从整体资源中为选区争取利益的现象。进一步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来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的代表,更倾向于提出地域性建议;由代表联名提出的建议更可能是地域性建议;担任地方党政领导职务的省市人大代表,在提出建议时更倾向于提出地域性建议。上述实证发现对中国地方人大地域性代表的实现机制提供了初步启发性证据,也有助于丰富我们对非竞选体制下的政治代表性和回应性机制的理解。     

二代涉入、制度情境与中国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本文以2012-2016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一定制度情境下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二代涉入会抑制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发生二代涉入的家族企业会更重视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而该类社会情感财富会导致家族企业对创新投入持保守态度;制度环境对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从而会缓和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政治关联对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从而会加剧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据此,本文建议:发生二代涉入的家族企业不能为了加强对企业的控制而排斥引入外部优良人才或外部投资者,创始人应该注重二代成员对家族企业归属感等的培养,提升二代成员对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护意愿;政府和家族企业必须共同努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藉此完善家族企业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家族企业应当尽量避免政治寻租等行为对创新的抑制作用。     

发展阶段、技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格局调整——兼论大国政治驱动的新区域主义

在全球化深度发展与融合过程中,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经历了从贸易竞争、产业竞争到技术竞争的演化。从发展阶段、技术民族主义和大国关系的角度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关系,能为当前全球化发展格局的调整提供新的解释视角。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决定其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伴随发展阶段差异的逐渐消弭,国家间经济关系将经历从依附、合作到竞争的转型。考虑到大国经济体量、经济制度等因素,处于相近发展阶段的大国之间会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技术竞争关系。当前,大国力量格局分化使得国家间竞争关系显性化,技术竞争是国家间竞争的高级形态,大国期望通过核心技术领域的垄断维系其产业竞争优势。而技术竞争力的实现需要依托稳定的市场空间,技术民族主义和市场保护主义因此形成一组相互强化的孪生机制。美国等西方国家积极推动以技术安全为导向、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泛区域化合作机制,构成新区域主义的主要表现形态,并将对既有全球化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基于纳税申报平台《税务会计》教学方法探索与实践

《税务会计》是会计学和财务管理课程的重要内容,涉及税收法律、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等多方面内容,是引导学生解决实际会计核算、纳税申报问题的基础内容。以纳税申报平台为基础,对《税务会计》的教学特点和现状进行系统全面地分析探讨,发现其中的缺陷和不足,创新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新媒体的广泛传播与应用成为社会的主潮流,尤其对当代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产生一定影响。新媒体环境下,知识传播呈现出多样性、开放性的特点,大学生获取内容的方式愈发多元化与自由化。同时,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受到挑战,大学生对于陈旧、平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兴趣逐渐缺失。新媒体的出现吸引了大学生的关注,是具有创新性与时代性的发展。但随着新媒体的革新,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树立了不同的“三观”,使其思想文化与道德素质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因此,在新媒体广泛应用的时代,有效利用新媒体开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尉氏县审计局 “三措施”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为了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关于疫情防控各项决策部署,尉氏县审计局高度重视,制订严密的疫情防控预案,改进审计工作方式,充分发挥全局审计干部,尤其是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建引领有力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更加坚定的政治自觉,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基于“菜单式”教学法的金工实训课堂教学研究与实践

依托金工实训课堂教学为研究对象,探索"菜单式"教学法在推动高职院校培养具备综合技能的技术型人才方面所存在的重要意义。     

湖北:海峡两岸交流合作 首笔自愿碳交易完成

随着全球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温室气体排放逐年递增,造成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引起全人类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视.在全球气候谈判的政治压力下,以欧盟为代表的一批发达国家率先建立碳交易市场体系,履行发达国家先期减排的国际承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排放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1年在北京、上海、湖北等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正式拉开了以交易促减排的序幕,中国碳市场随之形成并稳步发展.台湾地区近年来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工作,与大陆在多个层面开展碳市场、节能降碳合作,最终促成了海峡两岸首笔自愿碳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