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根据200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基尼系数估算全国装备制造业集聚水平;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 SBM 模型测度全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构建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 全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但地区差异明显;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N型关系,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东部、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呈递增的正向非线性影响,中部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先降后升态势,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关系;研发投入强度、能源消耗与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显著正相关,城市化水平、环境规制与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显著负相关。提高装备制造业发展质量,应增加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装备制造业集聚化、绿色化发展。     

制造业产业集聚如何影响生态环境

以产业集聚外部性效应为视角,利用2010-2016年天津市南港工业园、逸仙科学工业园、现代产业园与微电子工业园4个制造业产业园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双重效应关系,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存在正负两种外部性效应,具体作用取决于绿色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中介变量。当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时,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关系中作用不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制造业产业集聚会加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生态环境产生消极影响;当产业集聚水平较高时,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制造业产业集聚提高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生态环境具有积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关系中的作用不显著。     

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研发活动的高风险特征决定其必然受到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短期融资方式,是否影响研发投入？以我国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产权性质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商业信用带来的短期偿债压力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商业信用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结论表明,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主要表现为偿债压力带来的风险效应,而不是融资支持,对民营企业的风险效应更为显著。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情况下,短期融资难以支持企业长期投资,因而政府需要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短期负债偿债压力对企业研发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OFDI逆向技术溢出、制度质量与区域创新能力

基于2005—201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首先通过OLS、DIFF GMM、SYS GMM3种基准线性回归方法论证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以OFDI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构建以地区腐败、市场化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门槛回归模型。结果发现：随着地区腐败程度加深,我国区域创新能力逐渐减弱;以市场化程度、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跨越门槛点后OFDI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拉动作用依次增强。最后,结合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一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地区腐败、市场化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动态即期冲击。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单位变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正向冲击且持续性较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拉动最为迅速但后期持续性较弱,地区腐败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负向冲击作用。     

科技服务渗透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制造业细分行业科技服务渗透指数,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科技服务渗透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服务渗透促进了制造业技术进步,但作用强度不尽如人意;科技服务业的创新贡献在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差异较大;本土科技服务与进口科技服务对制造业创新绩效都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前者比后者的创新促进效应更显著;科技服务对制造业的创新激励存在明显的本地化效应,本土科技服务与进口科技服务在制造业创新过程中存在互补促进作用,需要进一步强化本土科技服务对进口科技服务的消化吸收再利用能力。     

高新技术企业多元合作研发模式选择

以资源基础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开放环境下企业不同合作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知识和技术的中介作用与内部研发的调节作用。基于2014-2016年816家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数据的长短期对照检验结果表明：不同合作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有不同影响,且无论长短期,境外合作的影响最强,产学、产政合作长期效应强,产研合作短期效应强;知识和技术起部分中介作用,内部研发正向调节产学、产政合作绩效,负向调节产研、境外合作绩效。研究结论对于高新技术企业选择研发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大科学工程组织结构评价与选择——基于弱矩阵、平衡矩阵和强矩阵组织结构的对比

大科学工程组织结构是大科学工程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信息熵理论,从结构复杂度、职能复杂度、信息复杂度3个方面构建大科学工程组织结构三维组织复杂度评价模型,并以弱矩阵式组织结构、平衡矩阵式组织结构和强矩阵式组织结构为对象,横向比较大科学工程不同子项目数下3种矩阵式组织结构的组织复杂度变化情况,探究子项目数与3种矩阵式组织结构对大科学工程组织结构组织复杂度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当大科学工程子项目数较少时(2～6个),宜采用弱矩阵式组织结构;当大科学工程子项目数较多时(6个以上),宜采用强矩阵式组织结构。在优化矩阵式组织结构时,不论是何种矩阵式组织结构,重点都应该关注结构复杂度这一影响因素;但当采用弱矩阵时,还应关注职能复杂度这一影响因素。最后,在管理人员具备高水平跨部门沟通能力的基础上,通过降低职能复杂度可有效帮助大科学工程组织结构从弱矩阵升级为强矩阵。     

产业异质性、税收激励与自主创新

以2007-2016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从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两个维度,考察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①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激励作用,有效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②基于企业所属产业异质性视角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创新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等产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具有激励作用,但对新能源产业的创新投入、生物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专利产出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有研究关于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效应”和“抑制效应”的争议,也对完善中国创新税收激励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证据

垂直专业化分工如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1998～2015年省级层面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垂直专业化有效地提升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但在金融危机后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减弱了。垂直专业化对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劳动生产率机制实现,但垂直专业化的研发效应较弱,通过研发投入机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较为有限。此外,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对绩效较好企业的影响效果更显著,而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差异不明显。因此,为提高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适度考虑地区企业的特征因素,以充分发挥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