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成本之一般模式与折现模式厘析

现有的教科书明确提出个别资本成本的计算方式包括一般模式与折现模式,但并没有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对比的方法,从计算基础、使用条件、操作技巧三个方面厘清两者的差异,同时,从期限长短的互补性、难易程度的选择性和计算结果的互判性说明了两者的内在联系。对于正确的把握一般模式与折现模式的本质、精准的计算个别资本成本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创客资本研究

揭示创客资本的内涵与特征，有助于深层次挖掘创客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运用关键词共现、社会网络分析和扎根理论方法，对148篇文献、21位由创客与众创空间负责人等构成研究对象的访谈资料和网络文本资料展开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发现互联网、数字经济、分享经济等是创客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客可借助众创空间社会网络跳出时空局限，运用网络资源参与大众创新活动，并与社会网络形成价值共创关系，推动协同创新和平台生态系统构建；扎根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创意制造、开放协同、网络共生、边际非稀缺是创客资本的4个核心特征，并印证了社会网络分析结果。基于上述分析结果，进一步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界定了创客资本的内涵，提出未来需要深度挖掘创客资本与网络场景之间的交互机制及其结果效应。     

资本全球治理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转向

近年来,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呈现出多方面的变化,对这些变化的解读有多种不同的视角.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资本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出发,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转向做出了新的解读.在这一视角下,全球资本兼具了资本的一般逐利属性和国家属性两种性质,进而也就有了两重功能:一是代表资本家阶级执行攫取全球剩余价值的功能,二是代表母国执行符合本国利益的功能.当这两重功能都得到强化时,全球资本的母国就倾向于支持开放型的对外经济政策,而当这两重功能都被弱化或总体呈现出被弱化的情形时,全球资本的母国就倾向于支持保护型的对外经济政策.美国当前对外经济政策的转向势必会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短期和中期来看,此一转向都不会有大的变化,对此我国应继续推进以"一带一路"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建设,同时积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不同技术密度部门工业智能化的就业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本文通过引入智能化资本重构任务模型,刻画不同技术密度部门中工业智能化升级对就业人数变动的影响机理,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智能化升级对高、低技术密度部门就业的净影响效应,同时结合企业面板数据验证了智能化就业效应的传导渠道.研究表明:在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高、低技术密度部门工业智能化升级都能够显著促进就业增加,且高技术密度部门的就业增加效应要明显高于低技术密度部门;在低技术密度部门工业智能化升级能够激发其利用技术扩散,而在高技术密度部门则倾向于通过生产规模扩张渠道,促进部门内部不同规模的就业增加;智能化升级的正向就业效应在非国有控股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最为突出.     

再论内卷化,兼论去内卷化

本文是一篇综合性的简短论析,聚焦于两大领域.首先是中国农业经济的内卷化和去内卷化的特征和机制,以及其与中国现代工业演变的共通性;而后是治理体系中的官僚主义内卷化及去内卷化.文章进而论析这两大领域间的关联、共通和相互强化.文章指出,要更彻底地去内卷化,中国的出路尤其在更大范围的创新和质变.为此,中国这一强势政党国家,区别于英美新自由主义虚构的"无为"国家,所起的领导作用乃是一种历史必须,不可或缺.中国可以借助传统和革命经验中的"简约治理"和"第三领域"传统,以及改革期间大规模赋权、赋能予人民,继续探索处于英美"自由民主主义"和中国革命传统中的"群众路线"之间的人民参与"主义"道路,藉此来释放更多更大的创新能量,形成真正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长远去内卷化的发展道路.     

数字经济时代下金融科技监管体系研究——来自欧盟的监管启示

作为传统金融产业与现代互联网技术深入融合的产物,金融科技在发展中既面临传统金融风险,也存在底层技术风险.因此,传统金融监管体系难以适应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需求,突出表现为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难以平衡等问题.文章以欧盟金融科技监管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欧盟金融科技监管的法律规范制定、监管体系及监管模式特征与优势.结合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现状,构建了中国金融科技协同监管体系,并分别从金融科技监管框架的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手段与法律规范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设路径.     

资产透明度、监管套利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资产不透明的金融机构过度依赖批发性融资进行监管套利不利于系统性风险的防控。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在经典银行道德风险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关联性,从资产透明度和监管套利的视角分析银行系统性风险累积的内在机理。而后利用2007-2018年中国上市银行微观数据,构建资产透明度指标和系统性风险指标(SRISK、MES),对理论推论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1)资产不透明、监管套利会提高银行的系统性风险。(2)监管套利弱化了资产透明度和资本监管机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承担的约束作用,资产透明度与资本监管机制在约束系统性风险承担中的协调作用不明显。(3)以大银行为主的债权银行受监管套利的影响相较于受资产透明度的影响更明显。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完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以及监管机制提出了若干建议。     

董秘投行背景与定向增发择时

本文以2006-2017年间采用竞价方式发行的定向增发为样本,探究了董事会秘书的投资银行工作背景对于公司定向增发择时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具有投行背景的董事会秘书能够帮助上市公司更好地把握定向增发时机,即在股价位于批文有效期内的高位时开展定向增发.在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研究结果仍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具有投行背景的董事会秘书主要基于"信息披露择时"机制而非"资本市场择时"机制对定向增发时机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验证了定向增发择时的存在性,并发现上市公司若在股价位于批文有效期内的高位时开展定向增发,该公司股价的长期表现将会较差.研究以董秘投行背景为切入点,探究了董秘在企业融资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将定向增发择时的研究拓展到了影响因素,丰富了董秘背景特征和定向增发择时领域的相关文献.     

税收竞争有利于提升区域创新绩效吗?——基于创新要素流动的空间机制分析

在对税收竞争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理论机制分析基础上,利用中国2010-2017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模型,进行SYS-GMM估计,结果表明:税收竞争与区域创新绩效间存在倒U形关系,分区域却呈现出东低西高的区位特征,表明西部地区具有更大的减税降费空间;适度税收竞争通过创新要素流动提高区域创新绩效,但创新资本与人才流动的中介机制发挥存在地区依赖性——东部创新人才流动作用更强,中西部创新资本流动效果更明显.从空间效应看,创新资本与人才在不同区域的空间效应基本一致,总体上创新资本流动的空间外部性尚未显现,但创新人才流动则能抑制税收竞争的空间负外部性,通过"邻近互补"提升区域整体创新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