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外商投资企业的一些法律问题

一、关于合营对象问题(1)关于外方合营对象。按照法律规定,外方合营对象可以是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这在原则上没有问题,但由于没有明确规定对外商资信调查的内容,使一部分外商钻了空子。各地均发现,有的外国公司和企业为了转移风险。     

我国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影响股权集中度的变化吗?

本文收集了1992年5月以来国家颁布的关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以1990—2003年深沪两市的A股股票为样本,分别检验首次发行股票的公司上市时(IPO时)股权集中度和上市后股权集中度与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立法和执法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在我国股权集中度的下降不完全是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结果,IPO发行制度的演变、与股权集中度相关的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立法相对较少、政府对国有股权转让的严格管理、非国有控股公司在保持实际控制权的条件下减少控股比例以获取自身利益,也可能导致股权集中度的下降。     

关联方交易中避税问题的探讨

避税活动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关联企业在交易中规避法律,不合理避税愈来愈成为我国现行税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关联方交易中不合理的避税方式常见的有转移定价、收购亏损关联企业等六种方式.规制关联方交易不合理避税的对策可以从完善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信息披露、税收制度等方面入手.     

论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配置

1996年《行政处罚法》第16条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建立，为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提供了法律基础。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核心就是将行政处罚权从行政管理机关所拥有的行政权力中剥离出来．单独划归特定机关或专门机关统一行使，以求在行政权力内部形成行政管理权与行政处罚权的分离与制衡，促进行政效率与公平。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综合执法改革在实践中虽已取得了不少成效，     

论中国承接金融服务离岸外包相关法律问题

吸引金融服务离岸外包已经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热点，中国也已将承接包括金融服务外包在内的服务外包作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本文从GATS角度探讨了金融服务外包的归类，这一问题涉及确认WTO成员是否在金融服务外包开放上作出承诺。本文建议中国在WTO多哈谈判中可要求有关成员承诺开放包括金融外包在内的服务外包。本文结合金融服务外包方关心的问题，着重探讨了中国承接金融服务离岸外包应注意的法律问题，如金融监管、数据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和网上商务税收优惠等。     

医保基金收支管理的若干法律思考

医疗保险制度的运行是以基金的收支为纽带,基金收支关涉企业、职工、医保机构、医疗机构和各级政府的切身利益.目前从法律视角对医保基金收支进行研究十分欠缺,以致于现行医保制度实施中有关基金收入与结算支付的法律关系仍然处于相当混沌的状态.本文分析了医保基金筹集、医保基金支付结算及医保基金管理的法律关系,界定了医保基金收付中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中外合资企业管理中的文化整合分析

合资企业不仅是中国利用外国资金的基本形式,也是中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重要渠道.但是,必须看到由于合作双方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由此而形成的经营理念、管理决策思维、企业行为方式等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管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正确认识中外双方的文化差异,努力促进不同文化的融合,消除管理冲突,对促进合资企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绿色会计理论在我国应用的前景及其核算原则

绿色会计又称环境会计，它是将会计学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相结合，以货币等为主要计量单位，以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专门的会计的方法对企业给社会资源环境造成的，应由企业承担的收益和损失进行确认、计量、记录、控制、评价和分析，为信息需求者提供环境会计信息的一种会计理论和方法，是环境科学与会计及会计实务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全新的会计应用学科。九十年代初，会计学术界开始了“绿色会计理论”（Green Accounting Theory）和“绿色会计”（Green Accounting）研究，本世纪初我国会计学术界也刚刚开始了这一学科的研究和探讨。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研究

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是激励机制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可以提高经营者工作的努力程度,降低代理成本,改善公司治理.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论证了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的必要性,分析了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的现状与不足,提出了提高激励水平、改进激励结构、完善激励考核机制等激励措施.论文借助并构建了大量的激励模型.     

关于人民法院改革的若干建议

人民法院改革是推动法院各项工作前进的动力，但应当承认改革的阶段目标的设定上存在法院职责上或者法院级别上的层次和限制。人民法院改革，首先要解决作为国家机构改革的定性定位问题。为此，我们提出若干原则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