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时代数字平台控制劳动力的供给行为

本文首先基于委托-代理模型构建了一个数字平台控制劳动力供给的行为经济学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平台控制劳动的方式和心理机制;然后建立了一个赫克曼(Heckman)选择模型,利用Uber的大数据实证分析了网约车司机的劳动决策.研究结果表明:(1)在零工具有参考点偏好的前提下,数字平台通过高货币激励或高目标奖励使零工劳动者的参考点具有适应性,进而避免其过早地陷入“收入目标”行为;(2)数字平台利用零工劳动者的厌恶损失偏好,对其实施控制以延长工作时间;(3)网约车司机存在“收入目标”行为,且该行为呈现出动态性的特点;(4)收入激励和“峰时”溢价对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概率和工作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在一天的某个时间段内能够抑制网约车司机的“收入目标”行为.可见,零工经济时代到来,一方面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平台通过劳动控制变相延长了零工的劳动时间,加剧了剥削.     

预算软约束与风险偏好强化：非均衡式创新中的风险点识别研究

计划经济体制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社会中存在大量非均衡市场和领域，这为中国企业实施均衡式创新创造了条件。随着均衡式创新的帕累托改进空间逐渐缩小，利用非均衡式创新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已刻不容缓。在非均衡式创新过程中，政府极易侵入社会主体创新边界，导致创新租值降低或耗散。政府对创新主体的财政资金扶持容易对创新预算形成软约束，导致创新目标替代，强化创新主体的风险偏好，放大创新系统风险，诱发俘获政府行为，最终导致创新企业逆向淘汰。因此，明确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边界与风险，对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考虑政府补贴下具有公平偏好的绿色供应链博弈模型及契约协调研究

以一个制造商、一个零售商和政府组成三级绿色供应链为背景， 本文建立了考虑供应链参与者具有公平偏好、 产品绿色度和政府补贴的4 种绿色供应链博弈模型： 制造商具有公平偏好的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 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的Stackelberg 博弈模型、 制造商与零售商均为公平中性的Stackelberg 博弈模型和集中决策模型， 并对4 种博弈模型中各个参数进行比较。 研究表明： 在只有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的情形中， 政府补贴能减弱零售商公平偏好特性对供应链的消极作用， 使产品绿色度和社会福利提高到与制造商和零售商均为公平中性的情形相等； 而在只有制造商具有公平偏好的情形中， 产品绿色度、社会福利等参数仍受公平偏好特性影响。 最后， 在只有制造商具有公平偏好的Stackelberg 博弈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成本共担的收益共享契约下的博弈模型并进行数值仿真。     

利他偏好下双渠道供应链定价决策研究

本文针对由单一制造商和单一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 考虑供应链中成员的利他行为偏好， 建立了相应的供应链决策模型。 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和数值分析发现： 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他偏好系数满足一定条件时才能促进双方合作； 批发价格、 零售价格会随着制造商利他偏好程度的增加而下降， 随着零售商利他偏好程度的增加而提高， 网络直销价格则不会受影响； 制造商、 零售商的利他偏好会提高对方利润， 降低自身利润， 且能增加双方的效用； 占主体地位的制造商的利他偏好对提高供应链效率起决定作用。     

基于贝叶斯网络和 TOPSIS 的供应商选择模型

本文首先在贝叶斯网络框架下， 建立供应商的评价体系及各项指标的概率分布， 借助于AgenaRisk 软件完成贝叶斯网络模拟。 其优势在于充分考虑供应商的多样可能性， 全面地进行供应商风险评估。 再结合 TOPSIS 的模型， 依据企业的偏好求得理想供应商。 通过组合方法， 本文在客观全面评价供应商的同时也能满足企业自身发展要求。 最后结合实际的案例， 证明模型的可行性。     

商业银行平台化转型的方向

展望未来,商业银行将成为一个更为高效的平台化组织体系,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金融服务,平台化转型将成为更多银行的战略选择平台理论和平台化模式"平台"这个词的含义广泛,从商业角度总结,有两层递进的含义:第一层是产品平台,可以解释为"有机整合的产品集合及其背后的资源集合";第二层是在产品平台基础上的共享平台,可以解释为"一个高效匹配产品、服务或信息的供需各方,并可衍生出其他产品和服务的空间或场所"。     

互联网技能、信息优势与农民工非农就业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信息时代掌握互联网技能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技能的使用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其边际效应为11.85％,尤其对非自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工具变量法减缓内生性问题后主要结果依然稳健.(2)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的就业效应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经济水平、不同性别和婚姻状态下均显著,其中,中、东部地区、大学学历以下和家庭经济水平较好的个体使用互联网提升的就业概率更高,(3)中介效应与Sobel-Goodman检驗显示,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降低信息费用、提高个体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改善个体和市场对劳动参与者的性别偏好三个渠道影响非农就业,这表明具备信息优势、以互联网使用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对农村非农就业决策存在积极影响,为新冠疫情后就业难的农村劳动力摆脱失业困境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