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大股东与股权资本成本的关系检验

以多个大股东的公司治理机制为理论研究出发点,选取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多个大股东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存在何种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拥有多个大股东的公司具有更低的股权资本成本,结论在排除样本选择偏差、遗漏变量以及逆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同时,在大股东间持股较为集中、非控股大股东数量较多的公司中股权资本成本较低,进而证明了多个大股东间监督假说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适用性.据此,提出优化股权结构以及完善外部股东利益保护机制的建议.     

风险承担、股权制衡与企业绩效

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2010-2018年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股权制衡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论表明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随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增加,绩效先提高后降低。股权制衡的存在增强了这种倒U型关系,多个大股东的相互制衡可以增加风险承担水平从而提高绩效。     

从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视角 谈科技型企业股权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

股权激励作为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有效薪酬机制,在国有企业人才激励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2006年国务院印发《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以来,国资委相继开展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和中关村注册企业分红激励试点等工作.     

同群效应与公司研发*——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研究了“同群公司”的研发支出对公司自身研发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同群公司研发支出越多，公司自身研发支出也越多。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与同群公司地理距离较近或同群公司分析师覆盖程度较高情况下，同群公司研发支出与公司自身研发支出的正相关关系更强。此外，同群公司研发支出会提高公司自身研发支出与未来业绩的正相关程度。研究表明，公司会学习同群公司的研发决策，进而改变其自身研发决策，呈现显著的研发支出同群效应；且公司信息解读成本较低时，研发支出同群效应更为显著。本文不仅丰富了关于研发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拓展了对研发溢出效应的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公司制定研发决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以发展的角度看待财务机器人

本文在全面认识财务机器人的基础上,以发展的视角系统的分析了财务机器人的出现对财会领域的正面影响和负面作用,并据此提出了财会人员能够采取的应对措施.     

财务报告问询函压力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遭遇非处罚性监管后,在金融资产配置上会作何调整以适应压力情境下自身的投融资需要呢?本文基于交易所发放财务报告问询函的实证研究发现:财务报告问询函会提升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并且短期金融资产增长更快.进一步,问询函中即使涉及金融资产问题,企业金融化水平仍会提高;压力情境下,企业金融化内在的真实动机在于发挥"蓄水池"作用,融资约束发挥了部分中介机制.最后,遭遇问询的实体企业通过"盲目"的金融化并没有改善整体业绩,却损害了未来主营业绩.本文从企业金融化视角对非处罚性监管的经济后果研究形成有益补充,同时对强化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职能,关注重点企业"脱虚向实"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政府背景大客户与审计费用——基于供应链风险传递视角

本研究利用2007-2015年上市公司客户信息数据,首次基于供应链风险传递视角,探究了中国国情下政府背景的客户群体对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背景大客户的存在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审计费用,进一步的检验还发现,持续性越强、政治层级越高的政府背景大客户可以更好帮助企业获得较低的审计收费,且这一关系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当中尤为明显。最后,本文还从影响路径的角度揭示了政府背景大客户的存在能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审计风险,进而降低其审计费用的机制。     

人民币汇率改革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内产业结构在伴随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深入调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是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体现。人民币汇率改革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都是当前经济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在总结人民币汇率改革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基础上,将汇率理论与经济发展现实结合起来,以期对人们有所启示;通过人民币汇率和贸易进出口价格、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变迁和外国直接投资四种不同的影响路径,阐述了人民币汇率改革对中国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深化改革的措施和具体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