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风险资本与企业融资约束: 如愿以偿还是事与愿违?

我国国有风险资本是否实现了设立之初的目标,即是否纾解了企业融资困难呢?文章基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手动采集的国有风险资本数据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实证结果稳健地显示,国有风险资本可有效缓解企业后续融资约束,我国政府参与风险投资活动是有效的.进一步地,高持股比例、多联合投资、高政治层级的国有风险资本对受资助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且国有风险资本对经济欠发达、低制度质量环境下的企业、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竞争程度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与动荡期企业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国有风险资本既能通过认证作用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又能发挥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包括显著促进银企关系和企业的商业信贷获取能力,并提升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水平,从而减轻企业资金负担,缓解其融资约束.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国有风险资本能显著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的股权资金成本和债务资金成本,帮助改善企业融资贵的难题,而且国有风险资本有助于企业在创新和经营方面的良性发展.但国有风险资本并未起到有效监督作用,不能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尤其是会导致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明显提高,而高管薪酬提升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此,文章认为在未来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中,要把握"政府角色"介入的尺度,完善国有风险资本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时适当兼顾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对中西部地区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提供适当且必要的帮助,以促进国有风险资本在新时期的长足发展.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创客资本研究

揭示创客资本的内涵与特征，有助于深层次挖掘创客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运用关键词共现、社会网络分析和扎根理论方法，对148篇文献、21位由创客与众创空间负责人等构成研究对象的访谈资料和网络文本资料展开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发现互联网、数字经济、分享经济等是创客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客可借助众创空间社会网络跳出时空局限，运用网络资源参与大众创新活动，并与社会网络形成价值共创关系，推动协同创新和平台生态系统构建；扎根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创意制造、开放协同、网络共生、边际非稀缺是创客资本的4个核心特征，并印证了社会网络分析结果。基于上述分析结果，进一步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界定了创客资本的内涵，提出未来需要深度挖掘创客资本与网络场景之间的交互机制及其结果效应。     

东部地区十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绩效评价

选取2021年度数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中国东部地区10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绩效进行评价，并采用灰关联分析方法分析确定各项研发投入产出指标相对于DEA效率的灰色关联度。研究结果表明，80%的省份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产出处于非DEA有效状态，存在不同程度的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规上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与研发投入产出效率的关联度最高，其次是新产品销售收入和R&D经费内部支出。     

基于经济增加值的牧原公司绩效评价分析

绩效可以直观反映出经营方的管理与经营情况。做好绩效评价可以提升企业资金调配能力，为企业经营战略的实施作出贡献，同时更好地反映企业管理问题，巩固企业自身竞争地位，实现企业长期竞争力的提升。牧原公司以生猪养殖为核心，其经营过程中依然用传统评价方式进行绩效评价，这种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造成企业评价过程全面性不足，未考虑权益资本成本计量，因此，造成企业的经营存在短视行为，对于其长远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使企业投资使用效率不准确，资本效率不高。本文基于经济增加值的牧原公司绩效评价分析，引入EVA评价方式，根据牧原公司实际情况，将EVA值与传统财务指标对比，构建基于EVA绩效评价体系，希望可以改进其现有绩效评价问题，促进该企业健康成长。     

高管持股及研发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一般而言，高新技术企业可以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利润最大化。然而，在一些企业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高管并未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行过大的支出，进而与股东所有者权益发生了冲突，导致企业的长远发展受到了影响。本文基于2019～2021年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分析了在高新技术企业中高管持股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高管持股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期提供基建和参考。     

企业合并财务风险识别及防范策略分析

一、前言企业合并作为一种资本运营形式,能够实现企业资源的优化,帮助企业转型升级。近年来,随着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作用逐渐加强,我国企业合并活动日益频繁,无论是参与合并的企业数量,还是交易金额,皆得到大幅提升,企业合并已经成为市场活动的亮点,但企业合并也同时迎来高风险。基于此,本文对企业合并导致的财务风险及防范策略进行研究,以期降低企业合并导致的财务风险对企业造成的影响。     

贫困治理参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视角

市场竞争在企业参与外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创新激励作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为研究背景,从宏观治理与微观治理两个层面,政府与市场两个视角,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参与扶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先从投入维度实证验证了企业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产生"创新投入挤占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扶贫治理与其创新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然而,更高市场竞争程度能显著降低"挤占效应",有效发挥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的激励作用;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区分信贷资源和政商关系的异质性,这种"挤占效应"在信贷资源可得性较差、政商关系水平更低的参与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研究表明,这种"挤占效应"通过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管理层业绩压力的降低而显著提升.最后,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虽然挤占了其创新投入,却提升了创新产出,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改善,参与治理为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带来了益处.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企业主体创新行为的理解,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