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形农业规模经济性的成因：基于农业生产性服务差异化定价的解释

针对Foster和Rosenzweig关于"U"形农业规模经济性①的理论建模,文章基于农业服务供给的拟约不完全和交易双方的讨价还价,构建了"U"形农业规模经济性形成的理论模型,并通过比较中国与印度的经验证据论证了理论逻辑。研究表明,促成"U"形农业规模经济性形成的重要原因是服务供给的差异化定价。由于农业经营的不确定性,服务供给事先拟约的不完全造成市场化程度更低的服务(如整地)呈现本地供给价格更高的倾向。对于觅价、自给服务和自置装备成本更高的小农户,他们受到的价格歧视显著大于规模经营户。但是,中等规模经营户自给服务的机会成本却比小农户更大,自置装备又不具有规模经济性,造成他们的服务议价能力最低。由此,文章从不同规模经营户的讨价还价能力差异解释了"U"形农业规模经济性的成因。文章表明,小农户并非更能从农业分工中获得改革红利,关键是为小农户提供更为廉价的"交易装置",提高他们的议价能力,进而促进农业经营成本的下降。     

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动因何在?——基于农地产权与要素配置的作用机理及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9省27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要素配置对种植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改善会抑制农户种植农作物,但对种植经济作物的抑制作用显著强于对种植粮食作物的抑制作用,且不显著降低粮食种植户的粮食播种面积;(2)随着农地产权管制的放松,纯务农劳动力占比越高的农户,务农收益最大化的动机会激励他们越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3)兼业农户与"离农"农户具有相同的行为目标,即务农成本最小化,强化地权稳定性将诱导这两类农户更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4)随着粮食生产中机械使用程度的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改善能够提高粮食生产绩效。本文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地权稳定性的改善以及农业机械使用程度的提高,均会诱导农户更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从而表现出种植结构的"趋粮化"。     

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宗族与地权稳定性

本文基于村庄政治介入不足状态下地权竞争的分析发现,多宗族的存在与制衡有助于稳定地权并提高其可交易性.即使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弱者反抗和政治介入也能够有效限制宗族对地权稳定性的不利影响,甚至加固地权稳定性.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宗族间的相互制衡会使得农地调整更容易按照村民诉求进行,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率和农地流转率也更高;(2)当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提高及村庄处于偏远山区所表征的农地重要性提高时,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对地权稳定性和农地流转的抑制性会被有效削弱;(3)随着政治介入,宗族按照势力配置村庄地权并抑制农地流转的行动逻辑将被有效限制.此外,宗族力量对比失衡与地权稳定性的负向关系仅出现在南方地区,具有典型的区域差异性.本文强调,宗族间的相互制衡、宗族面临弱者反抗和政治介入时的自我约束,均具有稳定地权和促使村庄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这对于祛除宗族糟粕、取其精华,发挥其对党领导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助益作用具有借鉴意义.     

市场容量、交易密度与农业服务规模决定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将农户卷入分工经济,是提高农业家庭经营效率的重要路径。已有研究较少关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生成机理。文章借助交易半径和交易密度的理论概念,一方面从服务商面临的交易半径选择、作业周期约束、交易费用等维度,刻画交易半径的决定机制;另一方面从信息传递和"赢定输移"策略等维度,考察农户卷入分工经济的需求约束。将服务商和农户的局限约束同时纳入模型分析发现：（1）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初始交易密度,决定了服务商交易半径的增长速度;（2）当市场的信息披露程度和传递速度提高,"赢定输移"策略会促使小农卷入分工经济,并使得交易密度、交易半径和市场容量同时提升;（3）服务商的交易半径和市场容量受制于农业的时令特征和作业周期性,这为构建种植业"纬度布局"提供了理论依据。文章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和组织化进程与农业分工经济和种植业布局调整密切关联。     

小农的种粮逻辑——40年来中国农业种植结构的转变与未来策略

基于已有文献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质疑与担忧,作者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从"去粮化"到"趋粮化"的历史性转变。文章认为,2003年以来中国粮食长期且连续的增长,并非由外生的经济因素直接激发,亦非农业税减免和农业补贴政策的直接诱导,而是由农户在要素流动与卷入农业分工的过程中所内生的自我执行机制来决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小农的种粮逻辑是通过要素配置、地权预期、分工深化三个方面来共同表达的。小规模分散化的农业家庭经营格局并不构成中国粮食安全的阻碍,相反,却内含着重要的组织优势与可动员潜力。文章进一步讨论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策略与政策选择。     

农地产权安全性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农户参与——基于江苏、湖北、广西、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江苏、湖北、广西、和黑龙江四省(区)111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地产权安全性会形成生产性效应、交易价格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进而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农户最终是否流转农地以及流转农地的规模取决于农地产权安全怀所产生的三种效应的叠加影响。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土地承包合同提高了转入户转入农地的可能性和农地流转率,但并不显著影响转出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和农地流转率;签订农地流转合同提高了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地流转率;而农地流转纠纷并不显著影响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地流转率。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应该加快推进新一轮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强化农民农地流转合同意识,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解决机制。     

强化地权能够促进农地流转吗?

2004年以来,中国的农地流转率一直在快速提升。但以2009年为转折点,随后进入减速阶段,这显然与新一轮农地确权的政策预期并不一致。学界不仅对此缺乏解释,对于农地确权与农地流转的关系也尚未达成基本共识。文章将农民地权强化分为"还权松管"、"赋权强能"两种形式,借鉴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并将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区分由"还权松管"引致的农地流转收益、由"赋权强能"引致的农地生产性收益和在位控制权收益,由此阐明地权强化的不同方式对农地流转的差异化影响。利用2006-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并使用同时处理组内自相关与组间同期相关的FGLS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以"还权松管"和"赋权强能"表达的产权强化分别促进和抑制了农地流转。随着农地流转的管制放松以及产权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进一步的"赋权强能",尤其是农地确权的实施,不仅无益于促进农地流转,反而抑制了农地流转。文章认为,农地的"人格化财产"属性决定了农地确权并不能因为单纯的经济收益而激励流转,禀赋效应的强化也是确权的必然结果。因此,以促进农地流转为主线的农地制度安排,应该做出重要调整。     

农经研究:初学者之说一道二

正约莫在2016年下旬,与导师讨论了一个现象。从我们在农村的生活经历来看,中国的农业种植结构正发生着重大调整。先不论现象是什么,凭空想象,大致的推理也能得出,在要素流动性增强和农村开放程度提高的过程中,以往农经研究中的论断很多已不具有现实参照价值。需要声明,这并非否定农经研究依赖静态分析所得出     

农地确权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

利用2013年和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农地确权与农业生产结构的关系.研究发现,农地确权降低了农户种植粮食作物的概率,并显著提高了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畜牧业的概率.影响渠道分析表明,农地确权通过强化地权保护强度,进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发生调整.此外,在平原地区,农地确权会促使农户出租农地,减少农地租入以及参与非农就业,进而退出农业生产;在非平原地区,农地确权并未影响农地流转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但促进了农户从种植粮食作物向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畜牧业的转移.本文为理解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提供了经验参考.     

优化脱贫地区财政投入与支出的策略选择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中国地方政府财政预决算数据库2016—2018年数据,从财政投入与支出两个维度系统评估了财政支持对脱贫地区经济增长与脱贫成果巩固的影响。结果显示,脱贫地区生产发展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且未影响脱贫成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支出因前期大规模投入而增效不明显;财政专项扶贫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是激励脱贫地区经济增长和脱贫成果巩固的重要原因。机制检验表明,财政支持通过增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激励企业发展促进了脱贫地区经济增长;脱贫地区继续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社会发展支出并不能促进非农就业率的提高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生产发展支出是通过促进一二产业发展来促进脱贫地区经济增长的,随着脱贫地区经济增长,生产发展支出的重点需要转向第三产业。为此,因地制宜地调整生产发展支出结构,促成脱贫地区产业结构与市场需求的匹配是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