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非标融资的调节效应研究

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探究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非标融资的调节效应,本文构建两区制门限VECM模型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利率和非标融资利率的联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并将结构性货币政策与非标融资间的利率差划分为低偏离区制和高偏离区制.研究结果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呈现出显著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在低偏离区制下,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微调节就能重建其与非标融资利率的均衡关系.但是在高偏离区制下,结构性货币政策为应对金融利率的大幅波动,表现出被动调节状态,对市场利率预期的引导作用并不显著.基于此,得到如下政策启示:加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控力度,并配合使用相应的财政政策巩固货币政策效果,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防范金融风险,建立"利率走廊"机制,坚持利率市场化改革,以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非标融资的调节效应.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利率与汇率联动效应研究

文章运用两区制门限协整模型对香港离岸市场利率与汇率的联动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利率与汇率的联动效应呈现非线性特征;在低利差区制,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可以实现有效的自我调节,而在高利差区制,市场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调节,且随着远期汇率期限的增加,市场自我调节能力进一步降低。进一步分析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利率与汇率的联动门限效应的影响因素发现,中美贸易摩擦、"811"汇改、央行货币政策等因素都会对离岸市场的状态造成差异化影响。因此,央行应根据区制的不同采取差异化政策,加快离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监察体制,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     

财政科技支出、企业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

基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利用2007—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针对“财政科技支出—企业技术创新”范式进行分析并基于生命周期视角加以检验。结果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正向驱动并展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创新动力，即财政科技支出对于实质性技术创新活动的驱动更强，对于非实质性技术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在界分企业生命周期后发现，在企业成长期及成熟期，财政科技支出在驱动技术创新方面卓有成效，但在衰退期创新增益并不显著。此外，政府激励结构是影响财政科技支出效力释放的重要条件。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导向下，财政科技支出的创新驱动效果被限制；在“为创新而竞争”导向下，财政科技支出能够充分发挥其结构性创新驱动作用。研究结论可为合理规划财政科技支出、完善政府激励体制构架提供实证依据。     

我国金融产业集聚研究——基于空间统计学的研究方法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并采用Moran指数和Lisa指数以考察中国金融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经济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省间金融产业集聚程度存在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各省域间金融产业发展差距不断加大,且在我国已形成了以"长三角"为中心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因此,应根据区域禀赋原则稳步推进各地区的金融产业集聚,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中国杠杆率结构联动分析——基于部门分化和区域分异双重视角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的趋缓与结构转型的推进,我国总杠杆率水平急剧攀升,且受债务驱动增长模式及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等因素影响,我国杠杆率与经济增长、金融稳定之间作用机制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加。考虑到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与金融资源分布错综复杂的客观现实,要正确理解杠杆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而制定积极稳妥的去杠杆政策必须考虑区域因素和部门因素。以2010—2016年全国30个省市区(不包含我国西藏和台湾地区)的总杠杆率、分部门杠杆率、金融波动及经济增长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基于部门分化和区域分异双重视角对我国杠杆率结构变动关联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区域杠杆水平存在空间相关性,但各部门杠杆率变动与本区域及其他区域总杠杆率变化的联动机制不尽相同。总体而言,金融杠杆率对总杠杆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其他部门杠杆率对总杠杆率的推动作用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表现。因此,为实现稳增长与去杠杆之间的平衡,决策层应基于不同区域或部门影响机制,根据区域杠杆结构特征、经济结构调整进度及金融稳定程度制定差异化政策,通过影响和引导市场主体杠杆变动幅度和方向来实现稳增长与去杠杆的平衡。具体来讲,一是去杠杆必须注重区域间差异化政策的求同存异;二是去杠杆必须注重部门间杠杆波动的组合规律;三是去杠杆必须注重监管与宏观政策的合理选择与匹配。     

低碳发展背景下广东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新探索

在当今世界绿色发展背景下,广东加工贸易必须向低碳发展转型。通过分析广东加工贸易现状,转型升级发展现状,结合世界低碳经济发展趋势,提出了广东加工贸易在低碳概念时代的发展新路径。     

数字金融能否缓解企业融资困境——效用识别、特征机制与监管评估

针对缓解企业融资困境的现实要求,本文采用2011-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从数字金融视角切入,深入考察其与企业融资困境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对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至关重要,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缓解效应将得到显著加强;在考虑到企业自身属性的条件下,数字金融发挥的融资缓解效果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地,数字金融不仅能通过改善融资结构和市场化水平等宏观路径缓释企业融资约束,也能借助降低企业融资费用和杠杆水平等微观路径缓解融资约束;特别地,相较于数字金融弱监管环境,在强监管环境下数字金融的融资缓解效应更强,同时也更有益于疏通宏微观传导机制。为此,应围绕数字金融政策扶持、金融领域创新赋能、监管科技体系建设等方面内容,重点关注数字金融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有效纾解企业融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