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如何加剧了养老保险基金失衡?——基于收支二维视角的分析

基金失衡是当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面临的困境。本文从财政分权角度构建基金失衡的解释框架,并对其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显著加剧了养老保险基金的失衡风险,在经内生性与稳健性处理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且财政分权的影响效应主要通过征缴效率和提前退休两个机制实现。具体而言,财政分权诱发地方政府放松缴费监管,导致养老保险缴费收入遭受损失;财政分权引起地方政府降低退休审核,以致职工提前退休现象较为普遍,进而加大了基金支付需求;制度环境对财政分权的两种作用路径具有门槛效应,在基金相对富余、对财政补贴依赖度低以及总体法定费率较高时,财政分权的作用机制更加突显。本文验证了宏观经济体制对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影响,深化了对分权体制与养老保险制度关系的理解。     

制度“碎片化”对社会保险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影响——基于上海政策与数据的实证分析(2003-2011)

近10余年来,各地创造性地为不同类型从业人员量身定制了相应的社保制度,快速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全覆盖。但这一政策实践客观上导致了社保体系碎片化。中国多元化社保体制分类时所依据的标准是劳动者身份。这种政策设计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结构复杂的社会保险体系的运作效率及其可持续性。对近10余年来上海分立式社保体系运作绩效的研究发现,因劳动者身份属性而区割的三险分立、封闭运行的制度格局,极大地降低了社会保险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建立整合的社保体制无疑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谨防积累莫返之害

基于社会公平的要求,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本应维护其在再分配中的权益,然而现实却正好相反。从历次养老保险转续政策来看,农民工的权益步步受损。基于此,本文提出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积累莫返之害,分析了其形成的基本逻辑,并利用精算方法测算了在养老保险转续过程中各参保地的受益以及农民工的养老金受损情况。     

就业类型、职工养老保险与农民工城市消费

农民工的就业、消费与社会保险是其城市生活的重要方面。本文利用国家卫计委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估计了不同就业形态下,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对单位就业农民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提高了其对未来持久收入的预期,有促进消费的作用,且在有城市定居意愿的群体中,这种促进作用更大;而通过年龄分组发现,养老保险的消费效应仅存在于45岁以下群体中。对个体就业农民工,养老保险对其城市消费有两种相反的作用,且这两种作用互相抵消,表现为有无养老保险者在消费水平上无显著差异。     

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居民贫困

研究目标：分析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及其交互作用对居民贫困的影响,并探讨两者的影响机制。研究方法：构建Logit等计量模型,并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与工具变量法（IV Probit）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在社区层面上,收入差距导致了教育与财政资源在区县间的配置不均等,阻碍了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提升,进而提高了居民的贫困发生率;在个体层面上,收入差距降低了居民对教育资源的可及性,恶化了居民的健康水平,从而导致居民进入贫困状态。社会资本能够降低居民发生贫困的概率,同时也能够缓解收入差距对居民贫困的不利影响;提升就业能力与收入水平、增加教育与医疗投资、改善社会经济地位、强化融资能力等是社会资本缓解贫困的主要渠道与机制。研究创新：采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对居民贫困的作用机制,指出社会资本是缓冲收入差距对居民贫困不利影响的重要保障。研究价值：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和路径解释;在实践中,对减贫、防贫具有指导意义。     

社会保险“阶段性降费”能否实现稳就业?——基于劳动供给的分析

文章基于CFPS 2014-2018年调查数据,结合社会保险政策费率及宏观统计数据,在双重差分的框架下考察了社会保险“阶段性降费”改革对微观个体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 表明,社会保险降费导致个体提供劳动供给的概率显著下降1.93％,且主要影响21-30岁和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群体;进一步使用PSM-DID方法及AbadieSDID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均表明上述结论基本成立.此外,文章从能否享受企业福利的“内部人”和“外部人”的视角对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就业概率下降的对象主要是未享受到企业现金和实物补贴的“外部人”.因此, “降费”改革真正落到实处,应不以牺牲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为条件,使得职工同样能够享受到改革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