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训练与社会学想象力的养成

在社会学的众多概念术语中,"社会学想象力"占据着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它不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具体概念,而更像是对观察和解释社会这种知识活动本身特质的刻画.与其他社会学概念相比,社会学想象力的用词带有很强的玄虚色彩,语义也略显暧昧朦胧,但它对社会学志业特质的构想却激励了无数社会学人,从刚刚迈入社会学门槛的大学新生,到巨作等身的资深学者,莫不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已经成为社会学人建立对于社会学学科认同的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新医改政策下医院财务内控制度的创新策略

本文根据新医改政策的相关内容,对目前医院财务管理内控制度进行创新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创新改革措施。     

中国非正规经济(下)

三、非正规经济与社会流动 李明欢(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劳动力市场跨国化和跨国的非正规经济 我要谈的题目是关于劳动力市场跨国化和跨国的非正规经济.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和本次会议主题有一定距离的话题,因为我讲的是跨国的非正规经济,而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的非正规经济.那么,两者是否有联系呢?我想到一件事,大概是2001年吧,我到加拿大UBC,即位于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会上,一位加拿大教授在谈到跨国技术移民问题时,非常激动地挥着拳头大声说道:是千百万中国农民养育了比尔·盖茨!当时正是比尔·盖茨的微软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此言一出,全场一片唏嘘声,我作为在场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感到强烈的震撼.     

关于加强市场营销专业课程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2009年7月20日至8月10日,根据学院和经管系关于暑期社会调查的统一安排,我们就市场营销专业课程建设进行了21天的调研.为确保调研达到预期效果,我们通过熟人介绍、联系往届学生等多种途径,与不同行业属性的企业、不同工作内容的营销人员,采取直接面谈、电话访谈等调研方法,选择在长沙、衡阳两市进行集中调研,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调研任务.     

老人会的故事

从中心退居边缘,是他们现实的处境,但是,村里的社会政治状况注(?)要把他们推向前台,从而持续不断地对现有的(?)施加影响……     

论正负净投资的不对称性

西方传统的投资理论强调经济的绝对增长,其对于净投资的研究偏重于正的净投资,也即合意的资本存量高于实际的资本存量的情况,而忽略了在合意的资本存量低于实际的资本存量时投资行为的研究.本文从正负净投资的不对称性这一角度出发,通过简单明了的图表分析,对传统的投资模型加以补充,从而将非均衡问题引入投资领域.     

EVA与传统企业价值评价方法比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价值管理的理念得到广泛的认同,企业经营决策的基准点就是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企业价值是基于价值管理的根本基础,而价值是我们已知衡量业绩的最佳标准．价值最大化管理符合为利益相关者最大限度创造价值的基本目标。一切经济和管理行为的依据和前提是价值,而企业价值增值更成为现代企业经营的日标。价值最大化已经成为一切财务管理工作的中心．因此企业价值的计量和评价就不可缺少．     

迈向扎根的城镇化——以浏阳为个案

本文首先聚焦于西方的城市化经验,重点讨论其摧毁乡村社会形态的"拔根"过程.讨论拔根的城市化所塑造的与乡村迥异的全新的社会形态及其社会后果.接着,论文简要讨论了中国曾经尝试的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道路.这是一条以城乡合作取代城乡对立的城镇化模式.论文的主体以湖南浏阳为个案,详细描述了当代基层城镇化的地方实践,重点讨论其作为一种扎根的城镇化的特点和可能性.论文指出,是迈向扎根的城镇化,还是走向拔根的城镇化,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中国社会有迈向扎根的城镇化的基础性条件,那就是中国社会普遍性的制度和文化特点(强烈的乡土观念和家乡意识,以及集体制度及其遗产).珍惜这一独特的基础性条件,通过发展地方产业和均衡教育资源,就能规避西方的拔根的城镇化模式,让扎根的城镇化成为现实.     

共和国六十年：回顾与展望

岁月匆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甲子之庆,而共和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年届而立。时光如水,如何冷静而贯通地理解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乃是我国知识界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 为此,《开放时代》杂志社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于2007年10月27日至28日在上海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第四届开放时代论坛暨第二届思想史论坛”,对共和国六十年以来在完政、政体、法律、政策、工农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运动乃至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复杂经历加以回顾、检讨。限于篇幅,现将根据本届论坛录音整理的内容择要刊布。出于编辑需要,发言者的次序已作了调整,发言者即席发言的标题为编者所拟。欲了解本届论坛现场讨论内容全貌,请登陆本刊网站：www．opentimes．cn。本刊将在2008年度延续“共和国六十年”的专题讨论。     

“卫星”是如何上天的——乡村基层干部和“大跃进”

本文探讨基层乡村干部在“大跃进”粮食“放卫星”中扮演的角色。基层乡村干部身处层层加压的统治链条中,如同被一股强大的潮流所裹胁。由于自身的社会特征,他们在压力之下,成为推波助澜者。进一步,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乡村社会掀起狂澜,是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以来基层乡村社会的变化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活动空间。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已经与传统小农判若两人的农民：那些因为财产权利屡受侵犯、利益纽带不断松懈而越来越漠然的农民,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选择了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