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扩张、福利效应与政策矫正*——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经验研究

不同于既有研究关注政府规模扩张的影响因素和经济效率,本文考察了我国政府规模扩张的社会福利效应,有两个重要发现：第一,非线性。本文使用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和Hansen TM方法实证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省级政府规模与财政分权、转移支付、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对社会福利具有非线性影响,分别表现出N型、倒U型和N型。第二,地异性。各省份由于财政分权程度、转移支付力度和人均收入水平差异,上述非线性机制和政府规模影响社会福利的门槛效应具有典型的地区差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为防范政府规模扩张对社会福利增进由“初始的正效应”转向“最终的负效应”,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矫正建议。     

欧、美、日民间金融与中国“金融双轨制”

我国民间金融(非正规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也是未来"财富金融"和"消费金融"的重要渠道。本文通过分析民间金融内生性和风险性探讨了其内在脆弱性,并通过借鉴欧美日民间金融成功模式和我国曾经实行的"价格双轨制"分析了"金融双轨制"的可行性和价值性,为民间金融阳光化模式提供借鉴或参考。     

“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 LM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 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 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     

贸易的制度溢出效应与机制研究

文章在Antras、Levchenko和Acemoglu有关贸易比较优势的制度来源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制度比较优势的贸易来源,研究发现国际贸易对制度质量的影响存在"力争上游"、"甘居下游"和"左右逢源"三种效应:若贸易双方在依赖制度质量的商品技术差异极小,贸易会促使双方均改善其制度质量而"力争上游"(动态比较优势);若有一方有足够强的技术优势(斯密优势),其对方的国内制度质量很难改善甚至会恶化而"甘居下游"(比较优势陷阱);若一方没有足够强的技术优势(李嘉图优势),其对方的国内制度质量无需改善而"左右逢源"。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资源再配置效应

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有助于生产要素区间自由流动、经济空间格局优化重塑和共同富裕扎实推进。本文通过匹配交通基础设施、地理空间矢量、工业企业数据，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视角全面考察了中国交通运输体系主干力量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普通铁路、民用机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存在资源再配置效应。高速铁路对城市资源配置的提升效应约为3.10%,高速公路对城市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高达2.14%,普通铁路和民用航空作用不显著或不稳健；(2)中国交通基础设施通过要素流动、市场准入、生产转移三种机制影响城市资源再配置效率。中国正从“交通大国”迈向“交通强国”,本研究从学理上揭示了交通基础设施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效果和机制，有助于通过优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交通强国建设，还有助于挖掘其资源再配置效应，同时发挥“有形之路”和“无形之手”的作用，助力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共同富裕美好社会。     

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来自进口中间产品质量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快速增长的中间产品贸易及其质量视角研究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现象。首先，基于DS垄断竞争框架和Koch & Smolka(2019)的研究，本文重新构建开放条件下的工资决定模型，发现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影响各国劳动工资。其次，借鉴Feenstra & Romalis(2014)的研究，本文构建全新的测度产品—行业—国家层面进口中间产品质量GEKS 指数法，估算1995—2011年37个国家从248个出口市场进口的制造业四位码中间产品质量指数，发现全球制造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上升趋势明显但分化严重，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上升，高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下降。最后，本文从跨国—行业层面定量识别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进口国制造业工资的具体影响，发现：(1)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全球制造业的劳动工资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等收入国家、中级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技能劳动者以及进口矿物类中间产品制造业的工资降低效应最大；(2)进口中间产品质量通过“就业破坏效应”和“研发激励效应”两种机制造成全球制造业工资下降；(3)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变化造成制造业工资下降是全球化中的市场性经济规律和暂时性“全球冲击波”。上述发现解释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并启示各国须尊重全球化的市场规律，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冲击，提高民众福祉，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