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激励、专业搭配与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

提供高质量的公共卫生服务不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不断完善，地方政府官员开始重视公共卫生等民生服务，同时，官员间专业搭配也成为影响民生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文章将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与81个地级以上城市官员的相关信息进行匹配，将上任时年龄小于55岁的官员定义为"强晋升激励"官员，而将上任时年龄大于等于55岁的官员定义为"弱晋升激励"官员。研究发现：第一，具有"强晋升激励"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有助于改善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第二，在经济较发达、政府财力较雄厚和东部地区城市，官员晋升激励的积极效应更为明显。第三，在本研究样本中，市委书记和市长"经管—理工"的专业搭配模式是提高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的积极因素。在考虑了测量偏误、地区异质性、遗漏变量、样本代表性问题，并经过安慰剂检验后，文章的主要结论依然保持稳健。本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城市间公共卫生服务质量的差距及其决定因素，而且也启发我们从改善官员治理的角度来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质量，以及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从而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实证研究

再分配偏好的提高反映出民众对当前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本文致力于从个人利益和分配公平两个角度对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进行解释。根据Roemer的理论,本文从成功可控性的角度构造了反映居民分配公平观念的变量,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的微观调查数据和Ordered Probit模型,研究发现,个人利益论和分配公平论在中国都能得到实证支持,即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不但存在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有显著的追求分配公平的动机;同时,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因素。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总之,确保机会均等、维护分配公平对于降低居民再分配偏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腐败控制、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与反贫困效应——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1996-2014)

惩治腐败和消除贫困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文章基于1996年到2014年138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探索了腐败控制降低一国贫困率的新机制，即促进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我们发现：第一，腐败控制显著促进了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第二，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显著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第三，"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腐败控制是通过促进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进而降低一国贫困率的。文章的发现是对发展中国家腐败与贫困关系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不但有助于理解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提供的制度基础，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设计反贫困的公共政策。     

个人利益,分配公平与再分配偏好——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较高这一现状出发,致力于从"个人利益"和"分配公平"两个角度对其进行解释。根据Roemer的理论,本文从"成功可控性"的角度构造了反映居民分配公平观念的变量,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的数据和有序选择模型进行实证,我们发现: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不但存在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有显著的追求分配公平的动机,越认为"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才智"、"社会关系"、"认识有权的人"或"命运"对事业成功重要的居民,再分配偏好越高,而越认为"努力工作"和"政治表现"对事业成功重要的居民再分配偏好越低。本文还对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增强了结论的稳健性。总之,保障社会机会均等、维护分配公平对于降低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具有重要意义。     

投资便利化及其效应:来自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证据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程度及特征，进而采用扩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东道国投资便利化程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GDP以及投资便利化总指标在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进一步考察分区域和分指标效应，发现不同区域投资便利化的效应不同，其中技术的促进作用在所有区域都很显著。中东欧国家除了技术因素效应明显外，其微观营商环境的便利性也对吸引我国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南亚国家除了技术效应外，双边产业园区的建立也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     

“中国式分权”能够遏制政府规模的膨胀吗？

经典的"利维坦假说"认为财政分权能够遏制政府规模的膨胀,而中国的事实似乎与之相悖。本文在"中国式分权"的特殊背景下,探索了中国地方政府规模膨胀背后的原因,并利用1999年到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上的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结论主要是:(1)"利维坦假说"在中国只是局部成立的:在经济较落后的中西部省份,财政分权和政府规模才成负相关关系,而东部发达地区则相反;(2)我国现行转移支付体制导致的"公共资源效应"在中国是存在的:地方政府有激励通过隐瞒支出成本以试图获得较大规模的转移支付,从而推动了政府规模的扩张。     

论“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竞争

我国地方政府的制度竞争与政治上的分权是分不开的。以制度创新为政府的竞争手段有其演进的过程及形成原因。本文试图结合我国地方政府制度竞争的现状分析,说明在我国地方政府问的制度竞争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及其优劣,同时探讨了地方政府使用制度竞争成功的条件．并给出相应的结论和建议。     

为资本而赛跑?——城市马拉松赛事吸引FDI的实证研究

"稳外资"已经成为当前政府经济工作的一大重点,而积极有为的地方政府对于吸引FDI具有重要意义,但政府是否积极有为难以在短期内被外来投资者全面观察和准确识别到.为此,文章将举办马拉松赛事视为地方政府向外界传递"有为政府"形象的信号机制和竞争FDI的手段,并基于2009–2018年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索了城市马拉松赛事对于吸引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举办马拉松赛事显著促进了FDI的流入,平均而言,城市每举办一场全程马拉松赛事能够使FDI相应增加约16％;(2)举办马拉松赛事的"引资效应"在市场规模较大、政府财力较雄厚的举办城市更为明显.文章不但拓展了我们对于地方政府竞争策略以及FDI流入决定因素的理解,而且也启发城市政府应在市场发展和财力保障的基础上,积极建设成"有为政府",通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以吸引外资流入,从而促进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发展.     

“利维坦假说”、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来自1998-2006年的省级证据

本文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从"利雏坦假说"出发,探索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及其主要支出项目与财政分权之间的理论关系,并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得到了两个主要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推动了地方政府规模扩大,"利维坦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第二,财政分权对经济建设支出规模的推动力最大,对公共服务规模的作用次之,而对政府自身消费的推动力最小;并尝试性地给出了遏制政府规模扩张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与官员腐败——基于1999-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9-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地区腐败水平的决定因素,并特别关注财政分权的反腐作用。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影响地区腐败机制的多元性,财政分权能够通过推动政府规模膨胀和支出结构扭曲而加重地区的腐败水平;而在控制政府规模和支出结构的前提下,财政分权则能对地区腐败水平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地区人均GDP、受教育年限和开放程度都是影响地区腐败的重要因素。最后,还尝试性地给出反腐倡廉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