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研究文献综述

本文对股权结构与高管人员变更关系研究的系列文献进行综述。大股东治理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始,公司治理机制对高管变更影响的研究就散见于各文献中,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对亚洲地区股权结构与高层更换之间关系的广泛研究,学者们不仅关注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变更的影响,而且开始关注多个大股东持股是否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对管理层的更换起到监督制衡作用。在资本市场已经发展了十几年的中国,我国的学者们结合证券市场的现状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开始反思并验证现行的股权结构能否对高管人员的更换起到积极的监督作用。     

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区间效应——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绩效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壁垒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N型相关关系,即在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据绝对控股地位(40%)之前,第一大股东的持股具有积极的治理功能;超过了这个区间,大股东的持股对公司绩效则具有消极作用;而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的进一步上升(65%以上),控股股东吸取个人利益的动力又会弱化,大股东股权的增加又会导致公司绩效的增加。此外,第一大股东性质对权益激励的影响也因第一大股东持股区间的不同而异,仅在20%~40%这个区间范围内,国家股与公司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且结果并不显著,而在其他的区间范围,国家股的持有与公司成长性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第二大股东持股的治理效应——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763家上市公司2003年的横截面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公司绩效与第二大股东持股之间的经验关系,考察了第二大股东持股的治理功能。通过结合上市公司数据建立一个多元模型来说明第二大股东是如何监督第一大股东、影响公司价值的。研究发现,第二大股东的存在没有显示出积极的治理激励功能及对第一大股东的监督激励作用;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背景下,相对控股是一种最佳的平衡状态。     

第一大股东持股与高层管理人员变更：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80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第一大股东持股对高管变更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绩效较好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变更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相关关系,在第一大股东持股较分散的区间,第一大股东持股对更换高管人员具有消极作用,在第一大股东持股集中的区间,第一大股东持股则具有积极的监督约束管理者功能;在不同的第一大股东持股区间,均不能验证第一大股东持股对经营不善公司管理层更换的积极作用.研究结果同时验证了股权制衡的监督制衡作用,其他大股东的持股与更换管理层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股权的国有性质与高管变更未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还表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与高管变更负相关,独立董事制度对高管变更的影响不能发挥其正面监督作用.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层管理人员变更之相关性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200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80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划分为业绩平稳和业绩下滑两类公司,实证考察第一大股东持股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其他大股东的持股与更换管理层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股权的国有性质与高管变更未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我们的结论表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与高管变更负相关,独立董事制度对高管变更的影响不能发挥其正面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