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西发展战略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分析

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制定了该区域近中远期的经济发展目标，以这些发展目标作为预测海西区域资金总需要的重要约束条件。利用变量的样本时间序列得出福建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测模型，以2009年作为预测基期，得出纵向预测结果。同时，将其与先发地区进行横向比较，获得经验性的数据以对纵向预测结果进行修正，据此得出福建近中远期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测值。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在我国的区域分布上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绝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中西部地区则递次减少。这种外商直接投资的二元结构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二元结构保持一致，且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区域经济增长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东道主生产效率的假设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成立，在中部地区不成立；外商直接投资扩展东道主生产边界的假设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不成立，在中部不显著。     

克服货币政策的“流动性陷阱”:日本的经验及影响

日本在始自上世纪90年代初的长期经济萧条中落入了“流动性陷阱”,传统的货币政策不能发挥正常作用。日本政府和货币当局为此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再辅之以金融改革和其他经济改革措施。而自2002年起的持续经济景气回升,使日本于2006年7月作出结束零利率政策的决策。此次摆脱经济萧条和“流动性陷阱”似乎已成定局,但也留下令人深思的经验和教训。     

新农村金融改革需要新思路

中国的“三农”问题具有明显的历史特征，服务“三农”的金融供给长期不足，有其特殊的形成原因。新的农村金融改革要求中国农业银行回归“三农”，为农行带来了新的挑战，农行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农信社体系面临市场化的产权改革和管理权限及风险管理的多种问题和措施。民间金融作为合法参与者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对其作用要有清醒认识。     

我国外汇市场供给的集中与分散

我国外汇市场的基础外汇供给经历了高度集中、适度分散和垄断集中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具有各自的特点．对于这种供给的集中与分散，论文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并分析了它们在一定发展时期的合理性。当然，我国外汇市场外汇供给的过快集中也带来了相应的成本。     

加强闽台金融合作改善在闽台资企业融资环境

福建吸引台资企业的综合优势在明显减弱，引进的台资占全国的比重已经靠后，但目前仍属台资密集区。在闽台资企业多属中小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而且，福建的区位特点也适合引进资本密集型的台资企业。改善在闽台资企业的融资环境，是增强福建吸引台资企业综合优势的重要措施，也是台资企业自身发展的妊然要求。福建的金融机构可仿照台湾的OBU建立专门对台的离岸金融业务机构，从事对台资企业的间接融资；可以在A股市场和B股市场放开台资企业上市融资的限制；地方政府则用足用好对台的政策优势，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台资企业自身则要增强企业财务的透明度和规范性，发挥民间同业组织的服务功能。     

产业结构优化激励下地方政府的创业板上市“过度扶持”研究

创业板作为国家产业结构优化战略的重要载体,成立五年来其规模稳步扩张并且产业带动效应初显。在地方政府相一致的区域产业战略导向下,其对区域内企业创业板上市存在行政资源上和经济资源上的"过度扶持"现象。虽然这一"过度扶持"行为具有制度性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将扭曲创业板引导资源流向新兴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并进一步阻碍创业板发展。因此,需要从多方面入手重构地方政府的行为边界,使其真正服务于创业板市场发展。     

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问题的思考

商业银行的效率包括内部效率和外部效率两部分，在研究我国商业银行效率问题的时侯，也必须从两菜开，并结合我国经济环境的特点，揭示决定效率的约束条件和效应，为我国的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提供思路参考。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体制环境

我国的金融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市场竞争的需要而自发形成了混业经营的格局。但是，由于金融监管能力的滞后，混业经营带来了金融秩序的混乱和潜在的巨大金融风险。实行分业经营是形势所迫。我国的金融分业经营一开始就面临着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不得不有所突破，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正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有效形式，但它仍受到体制因素的约束，潜藏着许多不确定性。     

海峡两岸货币领域的合作及其对策

海峡两岸在货币合作方面鲜有官方关系，民间层面上也还处于较低层次．两种货币还没有直接的兑换关系，交往的规模也较小，而且主要表现为新台币的单向流往大陆。其主要原因一是大陆对台湾的巨额贸易逆差表现为美元资产而不是人民币资产；二是台湾对大陆没有实行对等开放，台湾资本和人员进入大陆比较容易，而大陆资本和人员进入台湾则比较困难；三是两岸经贸往来采用第三方货币计价和结算．改进的策略为：依靠民间(或市场)的自发力量先做大两种货币的流量和存量，然后再推动政府以制度加以确认和规范，最终实现人民币在台湾的关键货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