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率锚定效应与企业投资决策

已有文献证实了高管过度自信等非理性因素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但尚未有文献研究锚定心理在投资决策中的作用。税收政策连续性不足会使得企业实际税率充满不确定性,高管在预测未来实际税率时很可能会非理性地锚定当期的高税率,进而产生税率锚定行为。本文研究这种非理性的税率锚定行为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投资决策中存在显著的税率锚定行为,对高税率的锚定显著降低了企业未来的投资支出,且内在锚效应(纵向对比)强于外在锚效应(横向对比)。进一步地,我们发现经验更丰富的高管有助于缓解投资中的税率锚定效应,但更大的税率波动性加剧了这种效应,最终降低了公司业绩和价值。本文研究表明,控制投资中的税率锚定行为,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和企业价值,同时也表明保持宏观税收政策连续性有利于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与企业捐赠

与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受到较多关注不同,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是否真正发挥影响力是同样重要但却被学术界忽略的待研究问题。本文基于手工收集的民营上市公司党组织的相关数据,从社会捐赠这一视角研究党组织影响力对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发现:民营上市公司党组织的影响力越大,企业的社会捐赠力度越大,且显著高于同行业和同地区的平均捐赠水平;这种影响力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上市公司党组织基础更加稳固的企业、管理层对党组织重视程度更高的企业和党代会时期更加明显。上述结果在控制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本文的发现意味着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有助于促进其履行社会责任,这有助于评估和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建设及其作用的发挥。     

“吐故方能纳新”——基于退市新规的事件研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的基础法律制度,完善的退市制度是建立良性市场生态的重要一环。本文以2020年12月31日退市新规的正式发布为研究事件,通过事件研究方法对退市新规发布后的短期市场反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市场对退市新规的审议通过体现了充分的关注并予以积极反应,依据公司特征进行区分后发现,经营风险和监管风险较高的公司市场反应较差,而信息环境较好、投资者保护水平较高的公司市场反应更加正向;进一步地,退市新规对于国企与非国企上市公司影响并无显著差异,投资者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市场反应相对负面;此外,较之征求意见稿,退市新规正式版发布的市场反应更为显著。结论显示,退市新规的正式颁布优化市场环境,高质量公司更加受益于资本市场改革红利,为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和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股权质押的价值辩护：基于商誉的视角

借鉴“薪酬辩护”理论，控股股东在进行股权质押时有动机进行“价值辩护”，即为取得高融资额而向质权人证明质押股份的潜在高价值。溢价并购是提升市值的一个有效途径，并购商誉的计量属性代表着被并购资产未来的预期价值，那么，控股股东是否以此为股权质押提供辩护？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在公司存在商誉时更可能进行股权质押，商誉是股权质押的一个辩护理由。特别是，在信息环境更差、控股股东权力更大和并购动因为掏空的公司中，控股股东借助商誉进行股权质押的行为更加普遍，且商誉在后续更容易出现减值，说明控股股东是将商誉作为股权质押的伪辩护而非正当辩护。基于价值辩护的内部需求、外部环境和质押资金流向的检验也一致证明了上述伪辩护行为。此外，相对于银行质权人，券商质权人对上述伪辩护行为的风险防范程度更低。上述结论说明，“高商誉”和“高质押”的“双高”风险与控股股东的套利行为和现行的商誉准则、股权质押监管规定不完备有关。因此，在规范并购商誉确认原则的同时，强化股权质押行为的事前监管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