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关注、分析师跟进与业绩预告违规

本文考察了媒体关注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体关注通过降低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违规概率发挥治理作用。在分析师跟进较多的公司中,其治理作用更为显著,这说明媒体与分析师对业绩预告违规的治理作用能够互为补充,有效降低"坏消息"业绩预告的违规概率,强化监管制度对业绩预告行为的约束。在控制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媒体治理与业绩预告相关文献,为监管部门信息披露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产品市场竞争、分析师跟进与自愿性披露

私有成本的存在会降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意愿，作为重要的信息中介，分析师可以通过降低私有信息的价值以强化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笔者通过对2004—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代表私有成本高低的产品市场竞争对自愿预告的影响会随着分析师跟踪人数的由无至有，由少至多，呈现出U型分布，高分析师高竞争的公司自愿预告的动机更强，而且对于私有成本更高的行业追随者来说，分析师对自愿预告的影响更为显著。     

新冠肺炎疫情下管理层业绩预告归因行为研究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20年1—4季度业绩预告归因的研究发现,公司将业绩变化归因于新冠疫情的概率呈现随季度下降的趋势,坏消息归因于新冠疫情的概率显著高于好消息,且这种差异未随季度发生显著变化。业绩预告归因反映了管理层自利性归因与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且在特定情境下投资者能够识别自利性归因。研究结论从微观经济主体和利益相关者感知的角度展示了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成效,也为监管部门规范重大外生冲击下的信息披露操纵行为提供了借鉴。     

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路径浅析

（一）企业层面的转变1．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转变。在经营过程中，企业应将财务管理目标从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以及市值最大化逐步向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与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转变。具体来说，在进行投资活动时，企业应将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纳入投资决策依据，避免出现盲目投资与过度投资，最终造成产能过剩，浪费社会资源；与此同时，不应把NPV作为判断项目投资可行性的唯一指标，而应将资金投向国家大力倡导的新能源项目或是科技创新项目等，实现较大范围内的利益最大化。为投资活动提供资金时，需安排好内外部资金的匹配，提高企业乃至整个国家资本的整体使用效率。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应积极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维护消费者的基本权益；落实安全生产，优化生产工艺，降低污染排放，实现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业绩预告、盈余管理与经济后果

本文研究了业绩大幅下降强制预告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监管机构对业绩下降的强制预告要求会诱发上市公司向上调高利润以避免业绩预告的盈余管理行为,表现为具有该类动机的上市公司可操纵性应计显著高于披露了业绩大幅下降预告的上市公司,但是该类公司并没有由此获得更高的市场回报。研究结果表明,强制的业绩预告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在改善上市公司信息环境的同时也会诱发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降低盈余质量;但是市场可以对这种盈余管理行为进行发现与纠正。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信息披露制度以及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外资并购与我国产业安全:综述及研究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资并购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学术界对于外资并购在企业发展、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中的作用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目前的大部分研究着眼于宏观层面的分析,而对于产业层面与企业层面的经济安全研究的较少。本文在系统回顾与评述了国内外代表性文献与观点的基础上指出,未来的研究需要从静态研究扩展到动态研究、从定性分析扩展到定量分析、从宏观分析扩展到微观分析。涵盖微观、中观、宏观的多层次研究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重点与难点之所在。     

管理层业绩预告违规与分析师监管

本文从外部治理的角度考察了分析师对业绩预告违规的影响及其对监管制度的替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跟踪可以显著降低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违规的概率;进一步控制分析师跟踪规模后发现,有明星分析师跟踪以及来自高声誉券商的分析师数量越多、分析师预测分歧度越低,预测越准确,这种治理作用越显著。但是分析师的监管作用仅在上市公司受监管较弱时有效,对受监管力度较强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违规行为则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分析师对业绩预告的治理效应仅在监管力度较弱时发挥作用,成为监管制度的有效替代。本文拓展了我国分析师研究的领域与视角,并为监管部门信息披露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高铁开通的微观治理效应——基于现金持有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高铁建设进入黄金期,高铁开通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日益凸显。本文基于2005-201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以其办公所在地城市是否开通高铁作为外生冲击,采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s-in-Differences)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以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通车以后,沿线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降低,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当公司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以及处于较弱的外部治理环境时,高铁开通对现金持有水平的降低效应更显著,表明高铁开通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主要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与降低代理成本来实现。本文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高铁开通及现金持有等领域的相关文献,同时提供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公司微观行为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