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绩预告信息对分析师预测行为有影响吗

本文考察了业绩预告披露的形式、精度等特征对分析师跟踪数量、预测误差和预测分歧度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相对于定性业绩预告,发布定量业绩预告的公司以及闭区间宽度较小的公司其跟踪的分析师数量较多,预测误差和分歧度也较低。这些结果意味着,作为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形式和质量显著影响了分析师的预测行为。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监管部门了解业绩预告政策对资本市场参与者的现实影响,而且也为业绩预告是否影响投资者行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从业绩预告违规看中国证券监管的处罚效果

依托中国特殊的强制性业绩预告制度,考察证券监管的处罚行为能否显著降低上市公司发生业绩预告违规的概率。基于2002～2008年年报业绩预告的大样本检验表明,与业绩预告违规有关的处罚或与其他违规有关的处罚都没有发挥降低后续业绩预告违规概率的作用,监管处罚的效果并不理想。     

政治不确定性与管理层自愿业绩预测

本文以2006-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总部所在省份的省委书记变更作为政治不确定性的衡量,研究了政治不确定性对于管理层自愿业绩预告和预告精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官员变更的当年,管理层会更倾向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并且业绩预告的精确度也会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不确定性对业绩预告自愿披露倾向和精确度的影响在民营企业、新任官员为外部调任时、分析师跟踪人数更多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最后本文也从资本市场反应的角度进行了补充检验,发现市场在政治不确定性更高时对业绩预告的反应也更强烈。本文的发现对于理解政治不确定性的微观影响及管理层自愿业绩预测的作用都有一定的贡献。     

商誉减值与公司业绩预告行为

近年来,商誉减值引发的公司业绩“暴雷”风险成为资本市场的热点话题。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商誉减值对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商誉减值提高了公司自愿披露业绩预告积极性,但降低了业绩预告精确度和准确度。机制检验表明,商誉减值通过增加双重代理成本降低业绩预告精确度和准确度;坏消息、卖空机制下,发生商誉减值的公司通过降低业绩预告精确度和准确度以维稳股价的动机更强。进一步分析表明,商誉减值降低业绩预告精确度、准确度的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分析师跟踪较少的公司中更显著,在自愿披露公司与强制披露公司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结论对政策制定中防范商誉减值风险、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实证证据。     

管理层盈余预告与分析师预测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论文以2006—201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管理层盈余预告消息性质、盈余预告披露精确性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坏消息,管理层对好消息的预告会得到均衡透明的披露,因此分析师跟踪人数更多,预测更为准确,分歧度更小。另外还发现盈余预告精确性的提高对分析师跟踪人数并无显著影响,但是随着管理层盈余预告精确性的提高,分析师的预测误差和分歧度均有所减小。     

上市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的行业同群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的行业同群效应。实证结果表明,A股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业绩预告行为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即上市公司发布业绩预告的概率和精确度受到同行业其他公司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规模较小、CEO缺乏经验、分析师关注度低、行业竞争激烈的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的同群效应更显著。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制度的建议,包括加强行业协会建设、提高上市公司竞争性、聚焦行业龙头、完善监管部门激励与约束机制等。     

股权激励业绩条件与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基于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分析

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公布的股权激励草案与强制性业绩预告，本文分析了管理层针对股权激励业绩条件的机会主义行为。本文发现管理层在股权激励草案公布之前的窗口期内会做出更加悲观（乐观程度更低）的业绩预告，而且股权激励业绩条件的设计会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影响，当公司使用单一的业绩目标进行考核、侧重净利润考核或者未使用行业相对指标时，管理层做出的业绩预告更加悲观（乐观程度更低）。进一步地，本文发现无论是对于股票期权还是限制性股票，管理层均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且这种行为增加了管理层最终成功行权和解锁的可能性。另外，隐形激励（在职消费）和有效的内外部治理机制，如相对独立的董事会、分析师的跟踪、外部审计以及监管机构的关注都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供应商集中度影响管理层业绩预告行为吗？——基于业绩预告精确性及其预告态度的视角

基于中国企业间关系信任的历史禀赋与现实情境,以2010-2017年A股公司业绩预告为样本,考察供应商集中度对业绩预告精确性与预告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越高,管理层业绩预告的精确性越低,预告态度也越倾向乐观。进一步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对业绩预告的精确性负向影响在业绩预告修正情况下作用更明显,在业绩预告未修正时企业更倾向于乐观的业绩预告;同时企业在自愿披露业绩预告情况下,供应商集中度对业绩预告精确性的反向作用更为显著,企业越倾向于披露乐观的业绩预告。以上研究为理解外部利益相关者与企业未来盈利预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丰富和拓展了供应商关系型交易影响企业信息披露策略选择的研究。     

管理层过度自信影响了自愿性业绩预告行为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行为金融学视角,探讨了管理层过度自信对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负相关,过度自信的管理层更倾向于发布乐观但精确性低的业绩预告。鉴于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业绩预告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分析师跟踪数量作为管理层过度自信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回归的结果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层发布自愿性业绩预告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收益敏感性。结论表明,管理层过度自信会影响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行为,且这种过度自信也会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     

分行业信息披露能提高业绩预告质量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分行业信息披露是注册制下高质量监管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沪深交易所分批次颁布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行业信息披露义务是否改变了公司的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研究发现,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行业经营性信息能够提高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且信息透明度、分析师关注度、法制环境、业绩预告属性和经营风险在分行业信息披露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中发挥着调节作用。会计稳健性和会计信息可比性是潜在机制。本研究有助于理解以行业为属性的信息披露政策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披露行为的影响,同时对完善我国业绩预告制度也有一定的启发。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Stakehold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a simple economic model of the firm,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o maximize its market value. We look at the marginal claim of each stakeholder on the assets of the firm. It divides the voting rights based on the change in value of each stakeholder with a one dollar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s a whole. We translate these conditions to relative voting powers on the board. While there are many claims in the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ture on sharing voting rights on the board, our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wer sharing in the corporation.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