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过度自信、 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 —基于中国A 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和传统的财务学理论， 选取 2012～2016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 研究高管过度自信、 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1） 高管过度自信对投资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对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投资不足无明显影响； （2） 内部控制对投资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内部控制对高管过度自信和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对高管过度自信和投资不足的关系并无显著调节作用。 上述结论从实证检验的角度为我国政府、 相关监管部门及上市公司制定相关政策或经营策略提供了经验参考。     

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信用评价研究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产品附加值不高,尚未建立起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各阶段相适应的融资机制和完善的信用体系。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健全信用机制和准确评价信用迫在眉睫。文章运用多维动态空间模型,综合考虑连续几个时期和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及其重要的因素创新能力,对高新技术企业信用进行评价,将安徽省27家上市高技术企业进行排序,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建议。     

对支付体系发展的几点看法

支付体系的发展是一个复杂、持续的动态过程。科技进步、金融市场融合、司法健全、市场竞争等因素，特别是金融市场对支付结算效率和安全性的要求一直是推动支付体系发展和变革的主要因素。受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国际上支付体系发展正显示出一些新动向。全国实施支付系统的设计主要考虑了安全与效率的问题，很好地解决了结算风险。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中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评

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规划纲要》中确定的27个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评体系,并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其中心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目标层水平及综合水平进行了测评,以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从各目标层来看,不同城市的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较大差异,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     

对当前货币调控工具选配的思考

当前货币政策工具选配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不应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应继续采取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配合使用,将信贷规模控制作为当前货币调控重要环节,积极培育市场化基准利率,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尽快实现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变。     

技术进步路径转变下的出口产品质量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优化与制造业服务化视角的分析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技术进步路径由技术引进转变至自主创新是否有助于提高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产品质量升级。本文构建一个包含技术进步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引力模型，利用企业层面的海关工企数据与产品层面的UN Comtrade数据，实证考察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单纯的技术引进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并不显著，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自主创新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与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途径来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自主创新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受企业所有制、行业要素密集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出口目的国的影响。     

出口活动、贸易强度与制造业行业生产率——来自我国中部地区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我国中部6省制造业的21个行业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法科学测度了中部6省制造业行业最近十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再结合静态与动态面板模型对出口活动、强度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的出口强度与整体制造业的生产率具有正相关，促进了中部地区发展；而出口活动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集中在高技术行业。对于传统行业，出口活动反而降低了制造业生产率。     

营商环境、企业家精神与实体企业绩效——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当前经济新常态的时代背景， 研究了营商环境、 企业家精神对实体企业绩效的影响， 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参考路径。 本文基于 2008～2017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 构建企业层面的企业家精神衡量指标体系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显示： （1） 营商环境的完善对实体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营商环境逐渐完善的情况下， 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对实体企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2）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 企业家精神在营商环境的作用下对不同产权性质的实体企业发展存在异质性， 非国有企业在改善营商环境的基础上培育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3） 本文为解释企业家精神在营商环境的作用下对不同产权性质的实体企业绩效存在异质性影响这一现象进行门槛检验， 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对于营商环境变化应对不够迅速是导致异质性存在的主要原因。     

国有持股比例降低与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多期DID模型分析

降低国有持股比例作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种方式,对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高国有股东持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国有企业数据,从政府补助程度与组织复杂程度两个角度出发,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影响后的企业效率指标基础上,构建多期DID模型讨论国有持股比例降低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持股比例降低能显著提高国企全要素生产率,且有两年滞后期影响效应。其中,减少政府补助程度、优化组织复杂程度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发现,竞争性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国企,混改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高杠杆风险国企、低“委托-代理”成本的国企,混改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入手,探究国有持股比例降低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为下一步混改方向提出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