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的实证研究——分位数回归的视角

基于CGSS数据,本文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中国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进行估计并对工资差异分解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工资水平显著高于非正规就业,在三个代表性分位数上正规就业的教育收益率均高于非正规就业,同时两种就业方式的教育收益率随工资分位数水平由低到高而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相比于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的性别歧视更为严重并随着工资分位数水平由低到高而愈强.工资差异分解表明市场歧视造成的差异占总差异的比例显著高于特征差异.     

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CGSS数据，利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对中国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回归结果显示，国有部门员工的教育收益率高于非国有部门，教育收益率与学历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与非国有部门相比，国有部门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的教育收益率更高。工资差异分解结果表明，两部门全样本工资差异中市场歧视占比高于特征差异占比，与全样本相比，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的工资总差异和特征差异占比更高，系数差异占比更低，说明高学历群体中部门间工资差异更为明显，而且两部门中仍存在较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就业歧视问题。因此，政府应努力消除劳动力的流动性障碍，深化国有部门市场化改革，制定更为合理的工资机制，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增长。     

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医疗、住房、就业服务视角

本文以居民主观幸福感为民生指标,运用CGSS (2013)数据定量检验了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能显著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和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它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促增效应依次递增.分样本回归表明,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能显著增加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而提升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以及劳动就业服务水平能显著增加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和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与灵活就业者劳动供给:理论与实证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增加灵活就业者的自雇概率,概率增加7.0％.无论全样本还是自雇和受雇分样本,互联网工资溢价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互联网使用显著增加了灵活就业者的劳动供给时间,而且对自雇灵活就业者的正向影响大于受雇者.机制分析显示,互联网使灵活就业者拥有更自由的价值导向和生活追求,增加了 自雇就业概率,同时互联网通过增加个人工作偏好和收入水平进一步延长了该群体的劳动供给时间.此外,使用互联网学习、工作、社交等方式对灵活就业者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与中老年和城镇户籍群体相比,互联网使用更显著地增加青年和农村群体的自雇概率和劳动供给时间.     

非正规就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分析

以居民主观幸福感为民生指标,本文运用CGSS（2013）数据定量检验了非正规就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降低;非正规就业市场上严重的性别歧视现象更是显著降低了女性主观幸福感;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通货膨胀率上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造成的损失也会显著增加。此外,受教育年限对女性和中、西部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因此,政府应该尽力消除城乡、行业和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努力促进劳动力市场正规化,促使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走向正规岗位。     

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发展规律因素分析——基于辽宁省微观调查数据

基于辽宁省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高级知识分子、 政府官员、 管理人才以及技术人才四类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专业与学历、 人际交往能力是影响四类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发展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同时情商、 性格习惯、 人才激励制度、 丈夫实力与支持等因素也有影响但组间差别不大.个人努力程度对女性高级知识分子影响更显著,日常职业培训对女性高级管理人才的成长更加重要,工作能力对女性高级政府官员的发展更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