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推波助澜还是雪中送炭?——基于CFPS与行业匹配数据的分析

将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数字化水平数据匹配至中国家庭跟踪调查项目的 个人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与异质性冲击.研究发现:数字化技术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并且现阶段我国数字化技术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还未完全度过拐点.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在男性劳动力中更加凸显,在女性劳动力中并不明显;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倒U型"影响更加偏好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中暂未显现;相对于国有企业以及外商、港澳台商,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倒U型"关系在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中更加凸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主要通过就业效应对服务业工资差距产生"倒U型"影响.研究结论有利于预判数字经济时代下收入分配的变化,实现"十四五"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推动共同富裕.     

数字技术赋能服务业生产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理论模型阐释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高技能劳动力与市场化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并从数字产业的发展与数字技术的应用等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算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字技术水平,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与异质性冲击。结果表明：（1）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赋能效应;（2）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加凸显,在东部地区暂未显现;（3）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加偏向于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数据要素投入较多的行业;（4）高技能劳动力更易适应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能够强化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赋能;（5）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进一步释放数字技术红利,从而显著增强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以西北5省区为例

基于多维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协同作用,构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固定效应模型,利用1995—2015年西北地区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第一,从区域层面来看,1995—2015年间,西北5省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影响系数为0.09。第二,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后的不同阶段来看,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呈增强趋势。具体表现为,1995—1999年间,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为正但不显著;2000—2009年间,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投资每增长1%,GDP提高0.67个百分点。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效应依然显著并较前一阶段提高0.06个百分点。第三,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差异性。其中,宁夏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其经济增长贡献度最大,其次,是陕西、甘肃和青海,新疆则出现了不显著的逆向影响。这对西北5省区紧紧抓住新机遇,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促进还是抑制：数字化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

文章首先基于能源利用效率、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从理论上阐释了数字化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其次采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冲击,为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新的证据。研究发现：一是数字化发展显著赋能了制造业绿色转型,这种赋能效应不仅体现在生产率方面,而且体现在产业结构方面;二是数字化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在南方地区已经显现,而在北方地区暂未显现;三是数字化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四是数字化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在长期中依然存在,并且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增”的特征。研究结论有利于实现制造业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数字化转型、专业化分工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破解“生产率悖论”之谜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悖论?首先，从理论上阐释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其次，采用2011—201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冲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其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偏向于大型企业以及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不会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均存在显著提升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专业化分工是服务业企业突破“生产率悖论”的可行性路径。     

数字经济下的“服务业成本病”:中国的演绎逻辑

基于“价格效应”逻辑，选用2011—2019年中国各省份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中国是否存在“服务业成本病”以及数字经济对“成本病”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目前中国存在“服务业成本病”,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减缓“成本病”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弱化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对数字化投入依赖度较高行业的“成本病”,但在住宿和餐饮业等对数字化投入依赖度较低的行业中，这种效应暂未显现；数字经济缓解“成本病”的效应在“胡焕庸线”东南地区更为显著，西北地区并不明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可以缓解“成本病”的原因在于其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大于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