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环境补贴、制度激励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政府环境补贴能否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文以2007年-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识别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投入与创新强度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1)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制度激励作用得到明显体现。具体而言,国有企业与创新能力高的企业具有较强绿色创新动机,环境补贴对这类企业起到"锦上添花"的激励作用;而生产规模小、治理任务重、融资约束强的企业,自身创新禀赋较低,环境补贴更多是一种"雪中送炭"的资金激励。(3)新《环保法》的实施强化了企业污染治理行为,有效形成源头削减与末端净化相同步的污染治理模式。为激发企业绿色创新、完善政府环境补贴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国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重构——基于拓展的能值模型衡量的生态外溢价值

2008年,中央财政在均衡性转移支付体系下设立了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各省区再根据自身情况设计相应的资金分配办法,其最终目标是引导生态功能区政府和居民保护生态环境。然而,由于中央对地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设计理念是建立在增强生态功能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上,加之各省区的资金分配方案又各不相同,自然,制度设计的初衷与最终目标之间必然存在偏差。本文主张中央对地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该定位在生态外溢价值补偿上,同时应建立全国统一的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体系。首先,本文基于不同补偿路径提出了"生态外溢价值"补偿理念;其次,基于拓展的能值模型分别测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生态资源稀缺价值和生态价值自身消费,重构基于生态外溢价值补偿的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补偿体系;再次,以全国31个省区和云南省129个县市为案例,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进行实证测算,以检验该方法的可操作性。最后,提出构建和完善该项制度的进一步展望。     

我国省对县(市)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价——基于DEA二次相对效益模型的研究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央财政为了平衡地区间财力差异、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的的重要制度安排。然而,中央财政以均等化为目标、以标准财政收支差为依据对省(市、自治区)拨付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以及省对县(市)级政府拨付该项资金时,并没有规定具体用途,因此,县(市)级地方政府拥有对这部分资金完全的自主支配权。在多重目标,尤其是经济增长目标的压力下,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可能被挪用和挤占,上级政府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意图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本文的目的是:从制度层面论述一般性转移支付政策目标与效率评价的内在联系;探讨DEA二次相对效益模型对一般性转移支付绩效评价的适用性;从基本公共服务资金配置和提升效率两个方面,构建了省对县(市)一般性转移支付绩效评价体系;以云南省的县(市)为样本,对一般性转移支付绩效进行实证模拟评价;提出建立绩效评价是完善省对县(市)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内容。     

经济增长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率动态标准研究--基于西部Y省县域非线性Panel Data模型

政府债务负担率标准并非固定,主要由债务边际社会成本与债务边际社会收益相等决定,如果其边际成本降低或边际收益提高,债务负担率标准将提升,相反会下降。本文将地方政府债务置于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框架下,通过对西部Y省106个县域地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时间段对应的债务负担率标准不同,2005－2006、2007－2008、2009－2010分别为14．28％、11．98％和14．16％,同时也发现各地地方政府在竞相超越既定债务负担率标准举债,带来较大的债务风险隐患。因此,防范我国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要重视两个问题：一是根据各地实际债务边际社会成本和收益,制定动态债务负担率标准,用于债务风险的监测预警;二是在解决实际债务负担率较高问题上,重点要从数量上化解债务转化为从质量上提高债务边际社会收益和降低债务边际社会成本。     

地方政府债务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分化

本文基于C-D生产函数和IS-LM体系建立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效应模型,并选择2005~2010年西部Y省106个县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总体上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但相对于社会投资经济效应而言明显较弱。从分区域比较来看,由于存在挤出效应,地方政府债务的促进作用在高社会投资率样本中较小,在低社会投资率样本中较大。这表明,除了要提升债务资金配置效率,举借债务还要考虑辖区内的社会投资需求水平,而不能盲目扩张债务,否则会降低债务投入的有效性,进而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减税降费是否带来地方债风险?——基于高质量税源的中介效应分析

减税降费和地方债增长是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两个关联手段.在不减少财政支出前提下,减税降费在短期内必然带来地方债增长,但是否会引发地方债风险,关键取决于减税降费在长期内是否形成高质量税源,以此缓解地方债长期增长压力.本文利用200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短期来看,采用收入占比反映的减税降费促进了地方债增长,该实证结论通过替换变量、考虑内生性和改变实证方法后仍然稳健,且这一效应在南方及保增长压力地区更加明显;(2)长期来看,滞后一期到四期均没有出现减税降费显著抑制地方债增长的结果,初步判断存在债务风险隐患;(3)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减税降费没有促进高质量税源的形成.本文研究结论为我国优化减税降费政策,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的作用,具有重要启示.     

我国公共财政安全监测预警机制构建——一个理论研究框架

特定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使我国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良好的经济系统安全,但这并不能说明没有潜在系统性风险,或未来不会出现系统经济风险.从财政运行视角看,公共财政建立过程中的财政支出扩张、收入不确定、政府债务膨胀等问题已经成为财政安全的隐患,如果财政风险得不到有效的预警与及时的化解,由财政危机引发整个社会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将极其严重.为此,本文在重塑我国公共财政安全内涵理念的基础上,从监测、预警和保障三个角度,构建我国公共财政安全监测预警机制的理论框架.最后,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共同富裕目标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改革：基于广义国民收入的分析

在强调市场作用和政府再分配政策背景下,国民收入差距程度反映了一个社会分配制度的效率、公平与正义。从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到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以增进民生福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然而,仅仅采用传统货币收入指标很难准确衡量实际收入分配差距,也不可能据此衡量共同富裕。本文在系统厘清和评价公共服务与国民收入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构建广义国民收入理论分析框架,将基本公共服务纳入国民收入分配体系,赋予国民收入新的内涵;实证论证基本公共服务对广义国民收入的影响路径及其程度,以此证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是影响国民收入水平差异的直接因素;在分析现行财政体制难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向均等化收敛的基础上,聚焦对广义国民收入影响突出的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两大基本公共服务,突破现行事权划分和公共服务的财政供给制度限制,提出一套完整的制度性改革方案,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向均等收敛,缩小国民收入差距,客观评价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