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社权假说、 多重博弈和激励机制 ——集体化时期农民劳动积极性问题再考察

如何认识集体化时期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仅是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当前农村改革的路径选择.首先,本文通过回顾退社权假说及相关争论,对以退社权假说为代表的主流解释提出逻辑质疑,并指出过去的讨论皆建立在报复策略为冷酷策略,且该策略在他人不合作时一定会被触发这一过强的假设上.若放弃该假设,则农民选择积极劳作或偷懒的博弈均衡在理论上都能实现.其次,本文纳入具体历史情境分析,认为彼时农民与单干时相较劳动积极性固有不足,但在诸多条件约束下也决不会以磨洋工度日.最后,本文讨论了以往学界在理解相关实证工作时的一个重大误区:由公社制到承包制的制度变迁对农业产量的回归系数不仅不能理解为农民劳动积极性提高的结果,甚至不能简单识别为去集体化所带来的制度红利.     

工业投资的长期效应——来自抗日战争的证据

基于特定地区的工业投资是后发国家(或地区)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但其长期政策效果却未引起足够关注.文章搜集整理了各种史料,构建了抗日战争时期后方十省的县级工业数据库,探究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地区的工业投资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如果1942?1945年间县内工业企业数量越多,那么其在新中国时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不过该效应随时间逐渐减弱.(2)近代大后方地区的工业投资通过路径依赖和初始物质资本积累对长期经济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历史上工业投资越高的地区,当下的工业化程度也越高,但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没有显著差别.(3)历史上拥有更多工业投资的地区在当下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口迁入,同时拥有更高的城市化率,不过该历史基础并未显著影响与农村相关的变量,如婴儿死亡率以及农村居民纯收入等.上述结论说明,向特定地区的大规模投资可以帮助其更快地完成工业化,逆比较优势的产业布局在短期会带来效率损失,但在长期却可能带来正面效应.     

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组织变迁过程新解及启示（1949—1962）

本文为新中国成立伊始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组织变迁提供一个政治经济学诠释,并探讨该段历史进程对当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在本文框架下,合作化运动与人民公社的建立与调整被视为主导信念与现实之间不断互动、有其内在逻辑的制度变迁过程。传统的劳动互助思想、社会主义信念体系和苏联的榜样作用、源自战争年代的牺牲精神共同构成了推行农业集体化的信念来源。该信念不仅主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不断升级与人民公社制度的发轫和调整,而且在现实的反作用下持续演进。以史为鉴,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须充分考虑相关信念分布与主导信念的实现机制、稳中求进、充分重视利益分配问题。     

互联网时代农产品交易模式的选择与演进研究

互联网时代的农产品交易不同于传统的模式,深刻理解这些模式的选择和演进有助于推动农产品交易的进一步繁荣.互联网时代农产品交易包括线下交易、网站交易和社群交易三种基本模式,这些模式在现实中的选择和演进遵循交易费用最小化的逻辑.农产品交易模式的改变既可能来自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也可能来自人们认知的扩展.进一步推动农产品交易的繁荣,政策的着力点应在于以市场规律决定交易模式的选择、营造更完善的网络交易环境和推动人们对新型交易模式的认知扩展等.     

资源禀赋、制度分岔与组织变迁——一个关于包买制的比较制度分析

在近代中国,新兴的包买制度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演进的重要标志之一。文章考察了存在于定县、高阳两地织布业中不同的商业组织模式,前者始终停留在传统的市场交易,后者则以包买制度为主体。利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和比较制度分析框架,本文发现由人地比例这一内生要素禀赋所决定的织户谈判能力差异,是导致两地衍生出不同制度路径的关键因素。另外,基于微观案例的讨论还为理解制度变迁提供了新的启示:定县高阳的对比意味着,即使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更多的资源禀赋也可能通过强化外部选择权的方式阻碍更有效率的商业组织的建立,进而影响到整体的经济绩效。     

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机制、障碍与因应策略

社会力量作为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主体，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政府对乡村治理的有效补充。社会力量通过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生态效益、促进文化传承与融合、加快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丰富农民增收途径等作用于乡村产业、乡村生态、乡村文化、乡村治理和乡村人才等多个方面，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对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进行了实践探索，并且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的深入发展。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政策法规迟滞、主体意识不强、乡村融入困难、监督激励缺位等突出问题，需要在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强化主体意识、探索融合路径和建立健全监督激励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创新举措，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数字经济与农民工就业：促进还是挤出？——来自“宽带中国”政策试点的证据

数字经济不仅推动了就业市场上信息的充分流通，而且对原有工作岗位形成冲击，正展现出对农民工就业愈发深刻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宽带中国”政策试点，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农民工就业。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农民工就业，“宽带中国”政策试点使农民工就业率提高了1.78%；第二，数字经济对新生代和低技能农民工群体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数字经济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机制包括增进就业信息获取和催生新的工作岗位；第四，数字经济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但这种提高仅仅表现为收入水平的提升，农民工工作强度反而有所增加。本文结论对政府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就业和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