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减贫效果评估

长期以来,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投入规模、 组成结构以及投入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级政府减贫政策的落实.本文采用2009—2019年的中央和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总量投入还是人均投入都显著降低了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在分配过程中能更加有效地兼顾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和贫困深度,向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倾斜,具有显著的"均衡效应";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在总量上不具有经济意义的显著性,在人均投入上不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性,各省份在分配省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时,没有统一的标准,多是根据自身财力酌情安排,导致省级财政投入存在明显的"财力效应".本文从应对不同贫困类型的财政支出政策设计、应对贫困问题的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以及财政资金投入的绩效管理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突破口降低制度性成本——基于湖南、辽宁、安徽和山东的调研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是进一步降低制度性成本的关键突破口。调研组通过走访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发现,调研地区在创新政务服务、升级要素供给服务等方面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但在政策协调、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依然存在"堵点难点",未来应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加大营商环境建设力度,切实增加市场主体的获得感。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以“新安江 千岛湖”生态补偿试验区建设为例

<正>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战略举措,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必然要求。自2010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首次提出“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一直得到党中央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效。生态产品价值总体部署已基本形成,     

“十四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 保障压力与解决路径

“十四五”时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面临整体财政紧平衡压力和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自身特殊需求双重影响,多因素叠加带来收入压力,支出增长刚性不减并且新需求不断增加,财政举债空间有度,财政保障的紧平衡压力和矛盾前所未有。做好“十四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财政支出保障,需要强化政府过“紧日子”思想,秉持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的原则,强化财政资源统筹能力,科学确定财政支出水平,合理排序、优化支出结构,提升资金绩效,完善治理机制及健全制度和技术等支撑基础,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多措并举形成合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低龄寄宿与农村小学生人力资本积累——来自“撤点并校”的证据

2001~2012年期间,为了整合教育资源,不少地方政府推行"撤点并校",中西部农村大量教学点被撤并。小学数量减少且向乡镇集中,学生从家到学校的距离增加,导致低年级小学生被迫选择寄宿。本文利用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在河北省和四川省137所具有寄宿资格的乡镇小学所做的抽样调查数据,将学生从家到学校的距离与对应距离区间内的教学点分布状况进行匹配,作为"撤点并校"政策的代理变量,评估了该政策对小学生低龄寄宿的影响,以及低龄寄宿对小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发现,设置教学点降低了小学生低龄寄宿的可能性,低龄寄宿阻碍了儿童人力资本积累的进程。     

国有企业效率的比较研究——基于工业分行业视角

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测算分行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发现两者总体上呈现收敛态势；财务效率以利润量测算的国有企业效率总是偏低的，而以当期总产出测算则表现出较大的行业差别。国有企业效率偏高的行业均是竞争性行业，垄断并没有造成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低下，而是加重了财务负担，造成财务效率低下。非国有企业更侧重于技术效率的提升，而国有企业更偏向于财务效率中成本费用的节省；预算软约束也对国有企业效率有损害。另外，企业用工人数不是负面包袱，反而正转变为宝贵的人力资源。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金融的现状、问题与改革路径

建立健全乡村振兴资金保障机制，离不开农村金融服务和信用体系建设，当前各级政府通过政策性涉农融资担保、政策性农业保险以及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支农惠农力度，提升农村金融服务供给质量。但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存在“四多四少”的典型问题：“政策性服务多，市场性产品少”“样板性服务盆景多，成熟性产品风景少”“单一金融产品多，相互赋能少”“消费信贷多，生产性信贷少”，制约农村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对此，从加强再贷款贴息补助政策、完善结果导向的资金评价、通过数字技术整合农村金融资源、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升级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