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力量——评陈宗胜等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

<正>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实现共同富裕,即著名的"先富后富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论断指出了经济发展中生产力这一决定因素,也为中国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指明了方向。正是在上述重大时代背景下,陈宗胜教授提出"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继而细致地观察思     

员工培训投入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评估——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分析

员工培训投入并非多多益善.本文利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评估了员工培训投入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发现:(1)培训投入与企业生产率呈“倒N形”关系,即随着培训投入的增加,企业生产率呈“下降-上升-下降”趋势;从而,数额较小或数额过大的培训投入都是无效的,不会提升企业效率,存在最优的员工培训投入.(2)该结论在两种效率指标下(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和三种分类子样本下(按地区、行业和所有制分类)均是稳健的.(3)但是,员工培训投入的处理效应与最优规模在不同的子样本中是有差异的.     

建立党组织能促进私营企业环保投入吗——基于模糊断点设计的实证分析

现代企业制度中嵌入党组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企业治理的重要特色。基于建立基层党组织的人数规则,本文使用模糊断点设计（FRDD）检验党组织与私营企业环保投入的因果联系：（1）修正内生性的基础上,发现建立党组织能显著提升企业的环保投入,OLS可能低估了党组织的作用;（2）"监督和引导"是党组织产生作用的重要机制,表现在约束私营企业遵守和执行政府环保政策和法规;（3）党组织促进环保投入的作用,会被私营企业主"党员身份"正向调节;（4）外部环保约束越强,党组织的促进作用越强。研究结论为完善私营企业的环保治理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有助于拓展认识"非公组织党建"的社会价值。     

优秀企业做R&D还是R&D让企业更优秀?——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企业R&D行为与绩效表现的关系,发现做R&D的企业在总量和效率指标上均比不做的企业表现优秀,本来就优秀的企业选择做R&D的概率更大;做R&D能显著提高企业规模和工业产值的扩张速度,但对人均效率指标的增速没有提升作用;新进入R&D的企业TPF增速最快,持续做R&D对提高TFP增速没有帮助;做R&D可使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下降20％左右.     

中国OFDI与东道国环境质量: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从FDI来源国的角度,分析中国OFDI对各东道国环境质量的影响.借助Copeland-Taylor模型,本文建立了中国OFDI通过影响东道国单位产出污染密度,继而影响东道国环境质量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以及168个东道国(地区)经济发展指数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考虑到中国OFDI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存在差异化投资,本文进一步对各东道国(地区)按收入水平分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OFDI规模的增长总体上促使东道国(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但从人均排放的角度,中国OFDI显著降低了污染物排放量,提高了东道国(地区)能源利用效率,改善了当地环境质量.分样本回归的结果显示,无论在污染排放总量还是在人均污染排放量方面,中国OFDI改善东道国(地区)环境质量的效果在高收入水平的国家中更为明显.     

中国工业出口强度与工资残差不平等——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工业出口强度与行业内部工资不平等的非单调关系.研究表明,出口强度与不平等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不平等首先随着出口强度的增加而上升,到达顶峰之后逐步回落,实证结果在多项扩展研究中表现稳健.本文进一步利用DFL方法将不平等分解为价格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发现价格效应是不平等变化的主要因素,所以出口主要通过改变劳动力技能回报影响不平等.本文认为,中国深化改革离不开扩大开放,工业发展需要瞄准精加工、提升产品质量这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从而达到提升出口强度、获取出口工资溢价、提高行业整体收入水平的目的;同时,也能够降低行业内的收入分化,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促进整体经济的良性发展.     

产业政策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中国产业政策的执行对企业间工资差距有何影响?文章首先考虑加入了产业政策因素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从理论上将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影响分解为补贴转移效应与竞争效应两种机制,并提出如下假说:企业将部分政策补助用于生产,此时支付的更多工资等同于财政的直接补贴;同时,企业工资水平也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效率,产业政策通过促进或抑制行业竞争改变企业效率,从而对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一种间接影响,即竞争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中国式"产业政策抑制企业效率带来的负向竞争效应超过了正向的补贴转移效应,最终造成了企业工资水平下降;然而,一旦产业政策的施行促进了行业竞争,竞争效应则为正,那么企业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文章研究的结论有助于理解经济改革过程中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的影响,对推进企业工资体制改革也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减贫战略转型及其面临的挑战

2020年中国将向全世界宣告消除了贫困,并进行减贫战略的转型,届时很可能从使用绝对贫困线改为采用相对贫困标准。在这一历史性时刻,有必要回顾中国的减贫历程,并对未来新的减贫战役进行展望。特别地,有必要探讨这样的转型意味着什么?又会带来哪些挑战?中国是否应该进行这样的转型?基于Shorrocks and Wan(2009)的方法,本文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收入分组数据“还原”为个体观察值,在不同的贫困线或贫困标准下,估算改革开放后中国及其各省份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发生率,并简单评估中国的减贫成就。特别地,本文通过比较绝对贫困发生率和相对贫困发生率,试图说明中国采用相对贫困标准为时过早,同时还将讨论转型使用相对贫困标准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难以应对的挑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成本收益与收入再分配效应——基于共同富裕视角

基于个人和社会角度,意在探讨哪种参保选择能同时满足个人的“成本收益”效应最大化和社会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最大化,以达到推进共同富裕的效果。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CLDS),构建精算模型研究发现：新业态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可使养老金成本收益比增加,使养老金基尼系数减小;养老金成本收益比随城职保参保率提高而增大,基尼系数随城职保参保率提高而减小;提升城职保参保率与增加缴费指数相结合的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成本收益效应和收入再分配效应。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应加快推进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会保险全覆盖,鼓励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城职保。     

国产化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汽车零部件制造业的证据

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已成为当下学术界的热点话题.文章聚焦2005年中国汽车工业国产化政策,并结合同时期的税收减免政策,利用2002-2007年中国汽车零部件和整车制造业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整车厂商对零部件厂商的纵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国产化政策提升零部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机制,但市场规模的扩张和短期内市场垄断程度的上升也使零部件企业产生了技术改进的惰性;(2)国产化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差异:内资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多地从整车厂商的技术溢出中获益,外资企业则更多地从市场规模的扩大中获益,国有企业生产率受该政策影响不显著;(3)国产化政策与同一时期税收减免政策之间的关系存在两面性.国产化政策下,受税收减免的FDI向本土零部件企业发生了更多的技术转移,受税收减免的企业本身却缺乏效率改进的动力.上述结论带给新一轮中国工业改革的启示是:国产化政策在一定范围内仍然是有效的,特别是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政策导向有利于为新产业主体建设打下基础;但是产业政策同样不应被过度使用,制定政策应该重视政策工具在不同阶段的有机组合,取长补短,使各产业政策形成合力进而保证企业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