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的决策机制探析

IMF的加权投票制、多数表决制和协商一致等决策规划都存在着“财大气粗”、“以富压贫”等霸权现象。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事务的决策中外于边缘地位。要从根本上改革IMF的决策机制有三种途径：集团投票制、增加基本票、增加基本票、调整并明确份额分配标准，但这三种改革途径都遇到一定的困难。从长远来看，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宏观上采取正确的战略对策。     

原产地规则与我国反规避立法模式的选择

运用原产地规则则可以直接或间接实现反规避，不少国家已形成了完整的反规避立法体系，有的采取单一制模式；有的采取二元制模式。欧盟的实践表明，二元制模式不仅能很好地实现反规避。而且还具有产业保护和产业升级的双重效果。我国在原产地规则和反规避专门立法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反规避立法应采取原产地规则先行的二元制模式。     

少数人权利的比较与调适--兼论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法律调整问题

尽管我国对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基本精神与国际人权公约是一致的，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也较充分。但综合相关的国际人权保护公约及国际实践，我国要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少数人权利保护方面还应在少数人权利主体、少数人权利内容、少数人权利保护理念、少数人权利保护原则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     

国家管理外资准入的权力:晚近发展及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尽管国家管理外资准入的权力已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已受到普遍限制;发达国家的该项权力在不断强化,发展中国家的权力不断受到威胁。为更好地维护国际主权和经济安全,发展中国家必须自主行使管理外资准入的权力;始终坚持逐步开放,坚持对关键行业和部门的主导权和控制权;利用发达国家在外资准入问题上的利益分歧,实行各个击破。     

国有化或征收的权力:挑战与对策--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国有化或征收的权力是国家的核心经济主权权力之一，它直接关系到一国的经济主权甚至国家经济安全，而国有化或征收及其补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历来是国际投资法的重大争议问题，也是南北双方存在重大分岐的问题，WTO下一次部长会议将决定是否将投资问题纳入到其谈判议题之中。晚近的发展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此项权力正面临严峻挑战，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未雨绸缪，尽早制订相应的对策，以便在国际谈判中掌握主动。     

欧盟普惠制中GSP+实质条件的合法性研究

欧盟GSP+的合法性指其是否符合WTO授权条款对普惠制的要求。在承认普惠制自一开始就不符合WTO授权条款规定的"普遍的"、"绝对非歧视的"要求的前提下,GSP+的实质要件形式上符合授权条款"相对非歧视的"要求;表面上符合"非互惠的"要求;制度设计上能"积极地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财政和贸易需要"。这种表面上的合法性将使GSP+长期在事实上合法存在。为此,中国应充分了解GSP+的发展动态,在多边贸易安排、区域性贸易安排方面充分重视非经济条件对贸易的影响。     

国有化或征收及其补偿理论与实践的晚近发展——兼论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国有化或征收及其补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历来是国际投资法的重大争议问题,也是南北双方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一国的经济主权甚至国家经济安全。晚近的发展表明,尽管发达国家所主张的“赫尔公式”和发展中国家所主张的“适当补偿”标准都未形成习惯国际法,但国有化或征收的权力已不是无条件的主权权力,国家在行使这项权力时应满足一定的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不仅始终强化自己的主张,而且正通过各种途径挑战发展中国家的此项权力,并进而挑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主权。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未雨绸缪,制定相应的对策,以便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身份混同背景下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功能新探

身份混同背景要求一国在对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时既要考虑作为资本输入国的身份,也要考虑作为资本输出国的身份,而我国现有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并未考虑身份混同背景。文章分析考察了西方主要国家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功能,认为在身份混同背景下,我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应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首要功能,将保持开放的投资政策、保持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作为重要功能,将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者免受报复性歧视、防止制度沦为国家外交保护的工具作为辅助功能。     

优惠性货物原产地规则中的CTC、VC及TP标准比较研究

实质性改变标准是优惠性货物原产地规则的核心，CTC、VC、TP是实质性改变标准的具体化。三种标准各有利弊，各自的限制性程度不同，其中CTC限制性最弱，TP限制性最强。在国际实践中，三种标准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运用，其中CTC、VC标准运用最广泛，但基本都是与其他两种标准结合使用，TP单独运用极少。三种标准在对区域经济产生诸多保护、促进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限制、扭曲和阻碍等起到作用。中国在制定具体标准时，应充分考虑三种标准在优缺点、限制性程度、国际运用、实施效应等方面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