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培育视角下科技协同创新模式的构建与完善

科技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先进的科技创新模式支撑。由于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市场发育还不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原创性以及经济增长效应均较低,尤其是现有科技创新模式忽视创新成果的原创性及转化率,且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契合度不高,有效科技创新不足成为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主要因素之一。从科技市场培育角度来看,应基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理念,构建以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政府为主体的科技协同创新模式,转变创新主体观念和行为,完善创新成果交易市场,强化创新人才培养和管理,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充分有力的科技创新支撑。     

马克思经济学货币理论与西方经济学货币理论的比较——基于对2005—2008年通货膨胀的分析

本文以货币本质为基础,从流通规律、通货膨胀角度将马克思经济学货币理论与西方经济学货币理论进行比较,指出马克思经济学货币理论在分析实际问题方面所显示出的优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西方经济学货币理论表现出的片面性、无效性,并为我国反通货膨胀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供给侧与需求侧产业政策效应的异质性与协同性——基于中国环保产业的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

产业政策可以从供给侧影响企业的投资和产品生产，也可以从需求侧影响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行为，两者都能促进或抑制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并对市场结构产生影响。供给侧产业政策和需求侧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作用路径和方式不同而具有异质性，另一方面由于是同向的（都是促进或抑制）而具有协同性，且对于不同的产业这种异质性和协同性可能存在差异。基于环保产业的政策敏感性，以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作为供给侧产业政策因子，以环境规制作为需求侧产业政策因子，采用2007—2017年中国环保产业的相关数据进行系统动力学模拟，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和金融扶持由于是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生产行为而可以在短期内快速提升环保产业的产出增长和市场集中度，但政策强度效应递减趋势明显（政策耐受效应）；环境规制由于是通过增加需求促进产业发展而需要在一段时间后才能产生明显的产出增长促进效应，但规制强度的加大不会带来政策效应的减弱；同时实施税收优惠、金融扶持和环境规制具有比仅实施单项政策更优的政策效应，对产出增长的促进更大，并能中和产出对供给侧产业政策的耐受效应，熨平税收优惠带来的市场集中度较大波动。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能忽视对需求侧政策的使用和优化，应充分利用供给侧和需求侧产业政策的异质性和协同性对产业发展进行全方位的调控，并注意各项政策的适度性与匹配性，以寻求和实现最优政策组合。     

国际收支失衡、经济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在理论上探讨国际收支失衡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运用3SLS和系统GMM方法,结合中国1982-2011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通过宏观经济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国际收支失衡与经济增长质量负相关,其中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加剧了经济增长波动性,资本项目收支失衡是形成通货膨胀波动的重要因素,而且经济增长波动性也加剧了通货膨胀波动,因此调节国际收支失衡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外语学习能够带来经济发展吗?——来自中国高考英语测试改革的经验研究

在特定条件下外语学习政策的调整对经济发展能够产生积极影响。本文选取1978-2014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以中国高考英语标准化测试改革为例,利用双重差分法(DID)对中国英语学习测试制度改革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进行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高考英语改革能够有效通过FDI、国际贸易和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积极影响,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同样证明,英语标准化测试改革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且显著的。本文政策含义在于外语学习政策调整的方向,应该是激发市场主体在国际经贸往来与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结构转化路径研究

在过去"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在数量方面实现了快速增长,但经济结构却出现了严重失衡,其中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三者的失衡导致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经济增长效率的下降,经济结构失衡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的主要因素。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供给结构改善等政策将是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有效路径。     

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性——以黄河中上游四省(区)为例

在构建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利用熵权法与耦合协调测度模型，考察黄河流域中上游四省(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性。研究结果表明，2010—2020年青海的协调性最高，其次是陕西，甘肃、宁夏分别处在该流域的第三、第四位，显然两个因素之间的协调性在黄河流域四省(区)从上游到中游在空间上呈现典型的“V”形分布。鉴于该流域各省(区)在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度、协调度以及相对发展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需要各地政府继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建设，加强农业绿色发展投资，从农业科技、环境监管、生态补偿等多方面加强区域协调发展，以期为该流域生态环境建设、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