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粤港澳合作,共建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粤港校院长高端论坛”综述

一、引言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广州南沙的定位被提升到了深化粤港澳合作,共建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高度。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明确提出了要以南沙新区开发作为突破口,打造一个新广州。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南沙新区进行重新定位、规划拓展和战略布局,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瑞典碳税对产业结构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了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些国家以碳税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手段。碳税是从多方面促进低碳经济的，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至关重要。在分析瑞典碳税政策、测算瑞典产业结构水平的基础上，本文对瑞典碳税与产业结构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瑞典碳税是提高瑞典产业结构水平的重要因素。据此，本文提出了关于我国开征碳税的建议。     

实名制改善了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绩效吗?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在分析理论建模的基础上,本文应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实名制政策对我国基础电信运营商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实名制有效改善我国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绩效,且其改善作用部分地是通过中介效应实现的.实名制的落实有效打击电信诈骗行为,降低运营商的维护成本;实名登记为运营商识别用户信息和开展市场推广提供便利,增加运营商的营业收入.据此,基础电信运营商应主动落实好实名制的各项要求,以此为契机推进公司业务模式和增长路径的转型升级,实现以市场规模为导向的发展路径跃迁至以用户价值为导向的发展路径.     

增强广东省企业创新能力的价费政策研究

广东省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正在逐渐成为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同时也存在创新资金投入充分、配套机制不完善、人才短缺等问题。为了更好的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需要大力发挥价费政策的激励作用。本文探讨了价费政策对推动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机理,总结了广东省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价费政策,并且对价费政策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根据政策实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加大支持力度、完善配套措施、加强宣传、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建议。     

出口行为与企业生存:内部资源、政府补贴重要吗

文章利用1998-2011年新成立的中国工业企业纵向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出口行为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效应及内部资源、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倾向负向影响企业生存,而出口强度与企业生存之间存在非线性的“S型”关系。管理冗余和创新资源显著调节出口行为与企业生存之间的关系,有效缓冲了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面临的生存风险。然而,财务冗余和政府补贴对出口行为与企业生存关系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采用加速失效时间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本项研究的结论依然成立。     

浅谈烹饪实训教学方法

职业学校承担着为国家及社会培养专业化人才的重任,对于餐饮业而言,同样如此。但是通过调查发现,烹饪专业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后由于缺乏扎实、高质量的烹饪技能,而无法快速适应岗位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职业学校在烹饪实训教学还具有一定的提高空间。本文结合多年来烹饪实训教学的经验,尝试对烹饪实训教学方法做出创新,提出了＂三点到位＂的教学指导思想及＂四步走＂的教学方法,以期提高烹饪实训教学的质量。     

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转型与重构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全球性的经济失衡等因素使得全球经济治理框架面临着转型和重构的需要。在构建新型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时,需要重点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代理组织进行调整。同时,还需要加强南北对话机制、信息披露机制、风险防范机制与合作共赢机制等基础设置的建设,为全球经济治理创造良好的环境。面对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转型,中国可以通过加强南南合作、主导成立区域性合作组织、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进程等方式,增强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与金融支持问题研究——以我国第二产业为例

以我国第二产业为例,运用各地2000年到2009年的面板数据探讨并实证检验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产业升级和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我国第二产业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信贷市场的发展和我国第二产业的升级之间仅存在较为微弱的负相关关系。此外,政府引导在我国第二产业的升级进程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区域金融发展与FDI流入规模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2001年到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和OLS回归模型探讨了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流入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流入规模之间表现出了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我国的金融抑制现象仍然较为严重,迫使众多民营企业因为融资难而寻求与外资的合作,从而推动了FDI的大规模流入。对此,我国应推动金融深化进程,减少被动融资型的FDI,鼓励国内企业和外资在技术研发等领域开展多层次高水平的合作,为本土企业吸收FDI技术溢出效应创造更好的金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