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非线性影响：部门市场化程度差异视角

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国不同部门市场化程度有所差异，劳动供给的部门异质性随之体现。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结合汉森门槛回归模型和劳动供给模型，依托部门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性，文章探讨了工资对劳动力个人供给的非线性影响及其部门异质性。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我国市场部门与公共部门劳动力的个人劳动供给有所差异。第二，工资与个人劳动供给呈现非线性关系并且存在部门异质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三个"突变点"，工资门槛均使得工资"激励效应"加强并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第三，劳动供给的工资门槛存在性别、城乡和行业异质性。第四，随着年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个人劳动时间供给趋于降低，签署书面劳工合同使得市场部门劳动力工作时间显著增加，而政治面貌显著影响公共部门劳动供给。总体来看，无论是市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我国劳动力个人供给曲线均未"向后弯曲"，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居民幸福感等议题需持续关注。     

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性别差异

非正规就业逐渐成为重要的新型就业方式,其就业满意度是评价劳动力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基于CFPS 2016年数据,结合理论分析,利用probit回归等计量方法,从性别差异角度探讨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非正规就业显著影响劳动者就业满意度,非正规就业的满意度“挤出效应”明显;第二,非正规就业降低了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且存在性别差异,非正规就业更加降低了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满意度,这种效应比男性劳动力高出385%;第三,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满意度“惩罚效应”最明显,其就业质量值得持续关注;第四,工作指标、人力资本禀赋对就业满意度亦产生了一定影响。劳动力市场发育和转型促成的非正规就业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值得进一步关注。     

最低工资标准、地区环境规制与外资企业撤离

基于2008—2016年中国地级市最低工资和环境规制的数据,运用Logit模型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以及环境规制的提高对外资企业撤离的系统影响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显著增加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可能,而环境规制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的;其次,就异质性分析来看,生产率低、创新能力弱、非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所在地市场化程度低、人力资本低的外资企业容易受最低工资标准与环境规制的影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行业竞争激烈的外资企业影响更大;最后基于实证结论,对“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产业企业转型升级、环境治理与企业发展等展开延展性思考。     

城镇化、逆城镇化与产业转型升级

城市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水平得到了长足进步,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和乡村振兴等战略的提出,逆城镇化现象在我国逐步显现,城乡协调发展成为城市农村经济的共同发展目标。从产业转型升级角度解读我国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厘清了三者之间的内在影响机理与逻辑关系,产业结构转型作为中轴力量,与城镇化、逆城镇化进程有着密切联系,在促进城镇化与逆城镇化进程中均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当前我国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应相互协调、相得益彰,共同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